要督镇的地方真就不大，但说起来要让商贾投资修路，这就有点图穷匕见的意思了。

大顺这边对商贾终究还是警惕的。

哪怕不谈阶级、不谈统治，只说前朝留下的教训：后期没钱的时候，直接把盐引的专营权卖了、而且还是卖的世袭权，造出来一个一直到前几年才终于解决掉的大盐引承包商这样的巨坑。

有一说一，这边其实一点也不保守,反而是相当的激进。从先秦开始，政治、经济思想上就激进的一批，各种道路那是真的都敢试。从王莽改制，到黄天当立，再到取消土地国有制全面土地私有制，分解贵族科举选拔，再到王安石变法、以及最早的纸币……

包括历史上的后世，王冠还在世界闪耀并未落地无人敢拾的时候，这边就把皇冠砸碎了；新潮的思想才刚刚露出点曙光的时候,这边就有许多人尝试当时最浪漫最先进的思想。

对商贾的态度，政治上的确打压。

但要说政策上，只能说，能搞出来盐引专营权一次性售卖且世袭这样的玩法，那真是……“先进”到类似休克私有化的程度了。

有这些前朝故事、足够多的以史为鉴，当刘钰把话说到图穷匕见的时候，皇帝的担忧，其实还是源于一个问题。

铁路带来的物流通畅，而大顺又绝没有大汉时候平准、均输的本事，这种情况下，刘钰怎么看待物价差异问题？

发展的绝对不均衡、白银作为货币的绝对不公平、铜钱和白银市场化兑换的政策,先发地区的强势资本对发展落后地区的工商业碾压……

要收各省的关税吗？

要继续建立税关,调控物价，保证各省手工业的继续发展、完成原始积累、自行开启萌芽吗？

松苏的商品,到了胶东，沿着铁路直奔济宁、菏泽等地的话，要不要收这些商品的额外关税？

资产阶级想要的,是一个全国的统一市场，以及一个真正的世界市场。

皇帝想要的，是一个稳固的统治，反应到民生上，当松苏等地的商品冲击内地、造成手工业失业、小农普遍破产的时候，要不要控制？

废了运河、大行海运之后，山东就像是一面镜子，展示出了许多的魔幻事。

原本的经济重心、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短短十几年内全面贫困化；经济重心迅速向原本贫瘠的沿海地区转移。

曹州地区在一些染色游戏里，是最富庶的地方，在运河时代，这一点没错。临清济宁为中心的商业圈，辐射五省。此时世界上超过20万人口的城市，真没多少，运河时代排在全天下前八的税关，更是响当当的存在。

而在运河时代结束、黄河改道之后，后世山东的42個国家级贫困县，曹州那一圈占了半壁江山。

很多东西，没那么玄乎。又是守旧思想啊、又是思维方式啊、又是思想落后啊什么的，那连解释世界都算不上,只是盲人摸象似的在描绘世界。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曹州济宁为山东最富、压的省会济南毫无存在感只能做省政治中心的时候持续了数百年。按照类似这种扯犊子的精神决定论的方式来看，是不是可以说，距离孔孟之乡越近，便越繁华，工商业越发达？

是经济基础决定了思维方式？还是思想精神决定了经济基础？

至少，从废运河、行海运这件事看来，怕是物质决定思想，而不是意志决定物质。

扬州的千年风华，还不是刘钰一系列的盐改政策、运输物流线路的变化，直接废掉了？

这里面深层次的东西，皇帝未必懂。但现实的例子，已经摆在了皇帝面前，而且还是血淋淋的例子。

大顺的军队，是刘钰在松苏改革的最大依仗，全程都在替刘钰擦屁股。从岭南商路、西江航运，杀到扬州淮安、再一直杀到京畿运河，

杀完之后，财政收入的确暴增，然而大顺也已经被现有的经济基础所绑架了，不得不试图改变战略重心、围绕新的经济中心进行一场变革，来应对和过去截然不同的新情况。

这就是刘钰说的人亡政不息。

不是不可以倒退回去，但到退回去也是要花钱的，大顺有能倒退回去的钱吗？重修运河、砍桑种稻等等这些，随便一件事，反动派都玩不起，因为没钱——运河已经彻底被刘钰搞废了，海运一通，运河河段全面淤积，清淤可比隋炀帝挖运河要费力的多，反动派也得有钱才能反动啊，嘴上叭叭卵用没有。

皇帝一开始的底线，是松苏、关东、南洋作为“外”。其余的地方，就不要弄了。

缺原材料，外面找。

缺市场，外面打。

这些“外”部地区，提供白银、货币、商品粮、钢铁、棉花、煤炭等等。

内部就先稳着吧。

然而，终究是皇帝自己选择了打破自己定的规矩，是他考虑到修铁路对统治的好处，要修中原的铁路。最终导致了太子要锻炼自己班底的时候，不得不退一步，把汉口也放开。

现在，山东问题，谁能解决？

朝中重臣，有几个能把山东问题、黄河决口的威胁，解决掉的？

朝中其余的科举大臣无法解决山东和黄河决口的问题，他们只能修修补补。

不修修补补的，实则就俩方案。

谷聶

皇帝想的解决方式，是等着黄河决口，不堵口子，让黄河自己冲出来河道，大灾大乱之后，借天灾之力，解决山东的人地问题和黄河问题。

刘钰的解决方式，是尽人事听天命的人定胜天，在决口之前，挖出来新河道，通过迁徙、发展工商等方式，解决一下山东的人地问题和黄河问题。

但做事，就要有代价。

既想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是不可能的。

朝廷出钱，出不起。

让刘钰去办，刘钰搞钱的本事，皇帝是相信的。而刘钰手段的残酷，皇帝也是知道的——他说四五千万两，或能解决，这句话的背后就是说，他要用残暴手段了。否则的话，不算修河堤，只说朝廷出钱迁徙，一个人一百两，四五千万也就迁徙个四五十万人，够干啥的？

而这，正是皇帝认为刘钰有时候脑子不太好使的原因。同样的残暴，黄河决口之后再救人和迁徙，实际上比未雨绸缪搞迁民，残暴的多。但区别就是一个会被立生词、传为佳话；而另一个，则注定要背骂名的。

之前刘钰背的名声，最多是被人嘲讽“好治不病以为功”。

但做完这件事，那就不是好治不病以为功这么简单了。

应该说，如果选择放任黄河决口再去管，那么李淦就是和合格的、高分的封建帝王。

反之，按刘钰的思路去提前解决，那么李淦其实是个不合格的、低分的封建帝王。

因为决口后再搞，是提振了封建皇权的统治能力、增强了统治基础。

反过来，是在削弱自己的统治基础。

至少按照松苏的手段那么搞，是的。

在此之前的改革，在皇帝看来，刘钰与他同路，在实打实地提升他的统治力量，给了他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一个手里每年握着几千万白银、且能平价买到粮食布匹的白银的帝王，前所未有。

而现在……

皇帝沉默了很久，很久。

看着跪在地上的刘钰，回想了很多的往事。

从京城罚跪时候的那个满身锐气的少年，再到一步步辅佐他走向了历代帝王所能掌控力量和资源的巅峰。

甚至，皇帝也明白，刘钰这时候没有选择告病，隐退，其实就等于选择了寻死。

以前或可以说，还在担心印度欧罗巴战事，可现在他自己都说了，庙算已胜，输不了了。

而这时候，依旧没有告病隐退，相反还要做一件大事，一件必然没有退路的事。

皇帝还记得当初刘钰的赤子之心、宇宙之悲、轮回之叹。

而现在，明明该到了可以全身而退，学张子房从赤松子游而全其身的时候，却反倒站出来要做事。

那只能说明，在皇帝看来，刘钰觉得，他似乎找到了解决轮回之叹的办法，并且尝试着去做，以证明有些东西未必只能在松苏用，或者各省都有类似松苏的解决方式？

终于，皇帝在许久的沉默后，问出来一个非常不该问的问题。

“荀卿曰：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

“卿此行，从道欤？从君欤？”

刘钰想想都没想，斩钉截铁地回道：“臣，从君，亦从道。若文王武王，道即为君、君即为道，焉有道、君之分？政事没有假设，臣亦不想假设。”

这话，若不加后面那句，其实意思就是“从道不从君”。但加了后面那句，则又似乎可以圆过去，似乎在说现在您这个皇帝就是道啊，没有假设，我怎么能回答呢？

对这个像是条件反射一样的反应，皇帝唔了一声，又问道：“效松苏故事？”

刘钰也立刻否定道：“与松苏不同。故而臣非要做。若与松苏同，又何必做？”

然后刘钰又道：“陛下，天有不测风云。此事，本朝最该牢记。若九宫山时，太祖皇帝未意外崩殂于乡民之手，其后开国又将如何，谁人可知？”

“天命难测。陛下英明神武，臣斗胆，诸皇子无人可及陛下圣明者。如此，当于尚可绸缪时候行绸缪事。否则陛下之神武所能做成之事，日后未必做得成。”

“于外，臣力主先取印度、战西洋。然后藩属诸事，后人自为之可矣。此先难而后易。子孙雄主，自不必提；子孙孱弱，亦不必忧。”

“于内，黄河事，天意也，若里斯本之地震。西洋人多有人言，本朝有占星师云云，否则何以这边刚说完地震洪水上帝事，那边就出了大地震？其实不过只是凑巧。”

“天意难测、天意难知。生老病死，无人可测。臣只是以为，陛下英明神武，朝中人才济济，国库金银满铛。正是做事之时。”

“是以，臣一片忠君之心，天地可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