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虽然不好听，但正所谓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
刘钰的意思好像是在说，皇帝啊，你想的那些玩意儿，想的挺好。但天有不测风云，你知道你啥时候死？
万一你的事办成之前,嘎一下没了，你觉得太子能玩明白你要玩的那一套吗？
那种事，你做，很简单；换了太子做，是难还是简单，能做成什么样,能否理解统治之精髓,谁敢保证？
太子那么大了，你留谁当顾命辅政之臣,谁都不好过。到时候，你知道他能怎么办？
他要是办的不对，或者办的跟个傻吊似的，咋的，你还能从棺材里爬出来，告诉他该怎么办啊？
就算你告诉他，他的威望、能力、对内廷财富的把控这些，和你能一样吗？伱就是给他锦囊妙计，他能玩明白不？
生老病死这种事，大顺应该是最理解的吧？毕竟你们家是捡来的皇帝，你虽姓李,可这个顺,和襄阳西安时候的顺，可是没啥血缘关系啊。九宫山那种小概率的奇葩事都能出现，你就觉得你一定能活到把黄河事都解决完了的那一天？
这话,再配上之前的里斯本大地震事,似乎更有说服力。这边只是要收回澳门,解决南洋的基督徒问题，嘴炮了一番耶稣会、罗马教廷，结果那边就地震了。
这事儿，更加了几分天命难测的恐慌。
皇帝倒是不在意这些话有点难听，也不是很在意刘钰说他“忠君之心、天地可鉴”。
这话没什么营养，也没法挖心去看看真假。
皇帝只是觉得这说法确实有些道理。
遂道：“爱卿之意，朕素来多思。”
“昔者，武帝逐匈奴、戍轮台，得盐铁之利，行平准、均输之法。”
“后世可弃之、可用之、可改之。”
“古人云：一张一弛，文武之道。驰则容易，张却难。”
“再如前朝永乐时候，下西洋、征漠北。”
“后世可停下西洋、可弃漠北之地，但总要先有，然后可弃。”
“卿的意思，朕也明白，便是说此时做错了，日后还可以改；但只恐日后欲要做事，却做不成。”
“弃地容易，取地却难。一样,废酷烈之政易,而兴霸道之政难。”
“黄河事，朕也尝思。既然古人说，未雨绸缪，善之善者。若能解决黄河之患，着实有利于社稷……”
“只是，山东与松苏终有不同。”
“卿言与松苏的事不同，朕颇不解。爱卿不是说要募集商贾之资去修铁路？”
刘钰却道：“臣在松苏行变革事，疏浚了运河、修了从阜宁到南通的运河。和铁路相对应的，是运河。那些运河，臣是用税赋修的，是以政令要求沿途出钱出工出役修的。可不是让商贾修的。”
“臣只是觉得，这种事，就像是做蒸汽机。可以有许多种做法，原理各不相同。总要多尝试几次，做出不同的各种原型机来，然后比较哪一种更适合。”
“如今天下均田复古之言，甚嚣尘上。山东粮价，亦非早日丰则贱灾则贵的情况。兼并之势，已漫卷天下。”
“日后如何，臣不知道。但却知道，若到万不得已时候，必有变、革。变者，变也；革者，革也。”
“无论是变，还是革，都是改变。”
“如何改变、变成何等模样？总要先试试看，也算积累一些经验，日后可为史，而鉴之后人也。”
“松苏其一变也，或可用于关东、南洋；山东之另一变也，其中得失，日后或可用于京畿、中原。”
皇帝一下子反应过来，刘钰既然谈到了均田复古这些东西，恐怕真的就和松苏那边完全不一样？
虽然其实本质是基本一样儿的玩意儿，因为就此时的世界市场和工业化水平，大顺压根不缺廉价的劳动力，容不下那么多。
而至于说提高产量，此一时，彼一时。就现在来看，大顺的亩产基本也算傲视世界了，先凑合着保持原样也不是不行。
本质上，刘钰要做的事，还是要增加工商业的比重。只不过说出来，好像是和松苏完全不一样似的，实则其实内核压根没变。
他只是把一些事，用比较“传统”的话术说出来而已，避开了发展工商业和瓦解旧经济而已。
只不过，皇帝听来，刘钰一提复古、均田什么的，皇帝就觉得和松苏完全不同了。
刘钰深吸一口气，缓缓道：“欲办黄河，要先解决百姓民心。百姓是断不肯让黄河过境的。”
“是以，臣以为，欲办黄河，要先得除开勘定的河道之三十里外的民心。”
“因为，河道三十里内的百姓，是要迁走大半的，他们的民心已经不可能得到。既不可能得其心，则无需浪费时间、金钱，精力，去得他们的心。”
“而日后河道三十里外的百姓……尚还有一争之力。”
“先行减租、减息、长佃，以工代赈、传授农业、青苗贷款、扶助农工，使之得利，而民心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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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心聚，则黄河事可成。百姓亦非愚氓，使之得利，说清利害，他们也会理解。”
“届时，纵河道内的百姓不满，却也不可能连天成片，以至烽火燎原之事。”
“此正分化之术。”
“使之河道内外之百姓，不能联络，其心不一，然后迁河道之民，发道外之民，然后河堤可成。”
“除河堤事外，亦可尝试缓解兼并之法。是好，是坏，试了才知道。”
“臣昔日痛苦于轮回之叹。兼并事，既已侵害天下，只恐后世有人行变法事。是以不若先行尝试，知其利弊，总结经验，以免届时若王莽，一拍脑袋，则恐天下大乱。”
听到这，皇帝确信，这的确是和松苏截然不同的思路。
在松苏，刘钰行的政策，不是减租减息，而是反其道而行之。
取缔实物税，强行货币税，免除进口关税——反正进口的玩意儿不是粮食就是棉花等原材料——压低粮价，迫使佃户退租跑路，去做工或去移民，地主不得不尝试转型经营方才有利可图。
当然这种政策的前提，是有关东和南洋大开发这个背景的。否则，是容不下这么多的退佃劳动力的。
而因为关东和南洋开发有利可图，才使得很多佃户退佃之后，或是做工，或是去往种植园种黄豆、稻米等。
并且大部分都是资本出钱雇走的，大顺朝廷这边没出多少钱。
自然而然，这种方法不可能适用于山东。因为不能复刻松苏的物质基础，以及先发时候的东北南洋开发的状态。
只听到减租、减息、长佃等手段，皇帝以为便可以确定，刘钰确实不是要在山东复刻松苏事。
但实际上，从发展工商业的角度看，其实压根儿就是一回事。
只是换了个包装、换了个模样。
减租、减息、长佃，刘钰只说了前半段。
其实还有后半段，他没说而已。
后半段，是减租、减息、长佃之后，一方面，统治深入下去；另一方面，地主手里的资本，就会非常蛋疼。
减租、减息、长佃，地主的钱既不太可能买地、实际上土地的收益也在降低，而且放贷实际上也不合算。
这种情况下，铁路修通，临淄、博川的煤矿开发起来，地主的资本是可以快速向工商业流动的。
以煤矿为契机，以烤烟叶、柞蚕缫丝织造、花生榨油、火柴厂、煤矿配套的玻璃厂、石灰厂、蒸汽机带动的面粉厂等，都需要资本投入。
一方面，地主可能会选择出卖自己手里的土地——反正减租、减息又他妈长佃，压根不怎么挣钱——还不如拿到资金，投入工商业呢。
另一方面，算是一种“赎买”式的均田，只不过出钱的是农民自己。
农民出钱赎买土地，而这些钱又流向了工商业，采矿业、近代工业，实际上还是靠农民的钱达成原始积累。
这就是和松苏不同的地方。松苏靠的是外贸完成的积累，资本雄厚，而刘钰在松苏的土地政策，实质上还是在为雄厚的松苏资本找投资方向，使得他们转向了关东和南洋。
这可以算是半個地方保护主义，但也算是一种尽可能减少痛苦的转型，否则放任松苏资本冲进来，那就难看了。
煤矿、缫丝、柞蚕、花生之类的本地优势产业，全被松苏资本拿走了，快速冲击瓦解……别的不提，黄河大堤是别想修了。
到时候，是“松苏资本阴谋地要把黄河从江苏引入山东”的谣言，那可就止不住了。毕竟到时候，本地士绅都要感觉到外来资本和外来商品冲击下的日子难过。
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下的苦日子，本就难在本土力量难以完成转型。赚钱的买卖，不是买办就是外部资本，那也只能琢磨土地、可劲儿压榨了。
地域问题，又不是什么忌讳。土客之争又不是只发生在南方，历史上山东和江苏因为垦田问题，两边也是打的脑浆子都出来都是经常事。
所以，总得留点赚钱的产业，给本地的势力，让他们完成转型，成为本地支持改革的人。
否则的话，铁路是松苏资本的、煤矿是松苏资本的、缫丝柞蚕是松苏资本的、花生榨油销售是松苏资本的……本地的势力要是能支持变革，那可真是神奇了。
当然，刘钰还是要考虑地方优势、以及未来的全国统一市场的。所以，棉产业，刘钰是不可能搞的，一棵棉花都不可能在山东种，种了将来的印度棉来的时候全是麻烦。
这是一种“假装的地方保护主义”，实则是为将来的全国统一市场做准备。
松苏没有柞蚕、不适合种花生，也不适合种烤烟，也没煤矿。只不过因为资本有腿，所以还是要适当控制一下这个腿。
早些年，运河没废的时候，山东很多商贾士绅就嘀嘀咕咕地抱怨，说临清的商业圈，全是山西人在赚钱，本地人啥也抢不到。这种地域间的不满，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只不过，皇帝压根不明白刘钰的逻辑，他就听了个减租、减息、长佃这些东西，就觉得好像和松苏要搞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然而他显然不明白，松苏的资本、山东的资本，都叫资本，那才是一家的，和你的封建皇权不是一家的。
从地里赎买土地出的钱，和卖茶叶卖瓷器卖丝绸的钱，并无区别，一旦投入到工业中，变成生产资料，你知道这个蒸汽机是茶叶换的还是花生换的？
皇帝以为不一样，实则其实只是一个内核，换了层传统的抑兼并的皮。至于土地集约化之类的东西，工业化以后慢慢玩儿，那不是现在要考虑的东西。松苏那么搞，是为了关东和南洋的开发，而不是松苏本身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