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自觉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主意，觉得他爹多半会觉得他有些主见。
但实际上，皇帝让太子来请教刘钰，请教了半天，太子还是没明白“本末”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此时的大顺，伴随着白银货币化、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本末之争的本质,实际上就是生产和商业之争。
大顺的士绅阶层，类似于秉持的是商业资本思维。
耕地，是大顺最保值、最安全、最不受战乱影响、回报率最高的投资品。
很多士绅说的已经足够明白了，战乱之后，哪怕改朝换代，张家的地还是张家的、李家的地还是李家的，永远保值、受到任何经济波动的影响最小,是最后的投资方向。
刘钰给太子讲本末之争、将均输平准这些东西,太子看似听明白了,实际上还是没听懂刘钰的真正意思——如果真的相信“本末之争”，那就应该尽可能把内地土地的商业投机属性剥离。
大顺士绅最喜欢的两项投资，是买地和放高利贷。他们嘴上喊着“务本抑末”，可实际上他们比谁都“末”，因为贤良文学说的“本”，是生产。
大顺看不见的手，太厉害了——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高利贷和土地兼并收租，是收益率最高、回报率最高的投资方向——所以需要一只看得见的手，将农业生产的盈余，不要往高利贷上走、不要往土地兼并上走,而是投资到水利建设、交通发展、农田改造、扩展耕地上。
问题在于，在买地收租和放高利贷的高回报率下,无形之手的阴影下,士绅地主有多少人，把其积累的资本，投入到了水利建设、农田改良上？
这才是刘钰想给太子讲的“务本抑末”这个道理,在大顺这个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上的真正涵义。
不要刻舟求剑,拿着先秦两汉时的人口、耕地、土地所有制、税制、畜力机械普及量等，来套大顺的现实情况。
韩非子当年嘴很毒，专门为这种情况，自己创造了个成语，叫“守株待兔”。
想要让资本，投资到土地改良、水利工程上，除了特殊手段外，若靠无形之手，还有另一种办法。
那就是提升亩产的价值，靠某种经济作物的高额回报，高于地租和利息，使得资本会选择改良土地、促进生产，以获得更多利益。
但这在大顺内地也已经没可能了。因为刘钰把所有值钱的原材料农作物的生产地、商品粮基地，都放在了东北、南洋、以及后续的印度。
在南洋开种植园、或者在东北垦殖种豆的收益，已经高过了在松苏买地收租，所以大顺这些年的银钱兑换比问题才没出事。
大量的热钱和积累的资本、贸易的顺差白银，实际上都跑到南洋和东北去搞基础建设去了，靠着大量产出，才没有出现白银通胀和物价革命，保证了大顺的“汇率”依旧极为有利出口——虽然大家都在用白银,甚至可能这些白银，都他妈是南美的同一个矿坑出来的、甚至可能是同一個南美印第安人挖的，但实际上两边的白银还是有汇率的。休谟在和自由贸易派论战的时候，就拿捏过这个“汇率”问题。
所以，其实问题到了这，就算是太子真的明白了“本末”问题、亦或者更进一步把这些东西都基本搞清楚了。
那也没用。
因为由此推出的、以全体的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民为主体的解决方案，是太子或者皇帝都无法去做、并且一定会去极力阻止的。
哪怕，由此推出的主体，不是这片土地上的全体人民，而只是大顺的资产阶级，那么太子或者皇帝都不可能接受他们的路线，并且一定会去极力阻止的。
老马说，资产阶级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
假使不考虑全体人民。
只说如果大顺此时是一个资产阶级为统治阶级的国家，那么下一步，显然就是要打通国内市场、取消国内的税关和各省的地方保护主义，在取得外部市场后再把内部市场拿到手，从而建立世界市场的轮廓；实行土地国有制和级差地租制，也就是列宁评价中山先生的那套最纯粹的资本主义的土地制度，方便将资本用于依托土地这个生产资料而进行生产活动。
而这，还不是最终解决方案，只是资产阶级的解决方案。
仅此，皇帝也好、太子也罢，能支持吗？
就算明白，民族的国家的未来是这样，皇帝、太子、地主官僚、士绅等，会去做吗？他们假设自己是忠君爱国的，只是当告诉他们，新时代下，真正的爱民族国家，是要取消他们的封建特权，士绅特权、减租减息、甚至土地国有化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举起屠刀。
因为多少明白一些这里面的道理。
又因为他是太子，屁股坐的很牢靠。
所以，当几天后，皇帝再度召见太子，询问太子和刘钰的交流问题时，太子给皇帝的答案，也就是他的主见，就是理所当然的折中。
太子知道，自己询问完刘钰后，父皇一定会再找自己。
谷顥
皇帝也知道，太子应该会知道，并且会给自己一个要尝试做事的方向和答案。
所以皇帝开门见山，询问太子道：“朕叫你询问兴国公，听其所以然，未必听其然。他给你讲了什么，这都无所谓。”
“关键是，你听完之后，你自己觉得，除了过些日子朕要交代你去督办、体察民情的事外，你还想一并做点什么？”
太子将自己已经准备好的话说出，回道：“儿臣请父皇准许儿臣，挑选年轻才俊，兴办汉口实业。”
这个答案，在皇帝的意料之中。
算是皇帝认为太子可能会给出的几个他认为还算可以的答案中，比较容易意料到的一个。
刘钰和太子到底说了什么，皇帝并不想知道的那么详细。但是基本上刘钰的思路，皇帝自认还是了解颇多的，虽然大部分时候是胡乱理解，但皇帝还是自以为自己了解的。
对太子提出的这个尝试，皇帝没有先问“为什么选这里”，也没有问“你准备办到什么程度”。
而是询问了两个让太子万万没想到的古怪问题。
“你既要兴办汉口，朕以为，此事可做，好处颇多。但于此之前，朕先问你一句，譬如松江的棉布。”
“松江的棉布，在松江出港的时候，就要征收一笔税。那么，如果松江的棉布去汉口，是否还要再征一笔税？”
“此其一也。”
“其二，欲兴汉口，无资本则不可行。”
“你是准备募集楚人的资本？还是允许松苏的资本涌入汉口？亦或是其余的办法？或者官办？或者官督商办？或者商办征税？还是怎么样？”
这两个问题，听起来好像都听蛋疼，感觉像是扯淡一般。
然而实际上皇帝觉得，这两个问题，非常的关键。
这和松苏地区的征税模式有关，以松苏的玻璃为例，实际上实在生产端征税的。棉布也一样，也是相当于在生产端就征了一次税。
当然，税不重，必要的时候还可以选择退税以确保竞争力，虽然基本上此时来说完全不需要，但理论上是可以的。
以资产阶级的视角来看，这个在汉口是否再征税一次的问题，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是否支持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
而以官僚政绩或者太子欲立功的视角来看，这个在汉口是否再征税一次的问题，实际上可以有两种理解。
一个，是皇帝从刘钰对付日本、朝鲜那的手段，得出的经验：官僚或者封建贵族，更倾向于征收关税，获得收入。关税收的越多，他们的政绩、缴纳的税收也就越多。
换句话说，这是买办思路。
另一个，则是皇帝从英国法国那里，得出的经验：发展本地工商业，需要对外来商品征收高额关税。英国和法国的棉布禁止令，都是一样的道理。如果太子想要兴振汉口的工商业，那么也不是不能征收额外“关税”，以确保本地的工商业发展。免得还没起步呢，先就被松江棉布，一波冲个稀烂。
换句话说，这是要发展本地工业的思路。但换一种全国视角的思路，这又是地方势力的崛起，和省份乡土主义，只怕并不是什么好事儿。
这东西，和盐还不一样。
盐政改革的思路，就是直接在生产端征税，然后建立全国的统一市场，去掉其余的苛捐杂税，一次性征税，全国通行。
但那是盐。
于是看似皇帝问了两个听起来不痛不痒、有些扯淡，似乎相对于千头万绪的“政通人和”而言是细枝末节的小问题。
但其实，第一个关于是否要再征关税、以及松苏的棉纺织品是否可以进入汉口的问题，就是个非常难回答、或者说在考验太子路线认知的问题。
刘钰虽然也没和太子讲这么细节的东西，但是毕竟一些思路还是给了太子一些启发，遂道：“儿臣以为，此事应细看。”
“昔日太史公言：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