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皇帝的洋务运动式思维，本质上非常简单：
即，封建头子和一部分官僚，认为且认识到先进的武器和技术，可以有效地强化封建统治。
类似铁路这种东西，和皇权并存，其实一点都不违和。因为大运河的两千里漕运,之前就已存在，而且也丝毫不违和。
而对一个封建帝王来说，造反上位之前，内地严峻的社会矛盾，是他们可以利用的。
一旦屁股坐上了龙椅，实质上，内地严峻的社会矛盾、土地矛盾,其实对于皇家这一家一姓来说,到如同是个负资产。
或者说，是最可能威胁他椅子的力量。
包括这些年松苏崛起的资本财团，大型的盐场之类，在皇帝看来，这算个啥呀？一狱吏足以的玩意儿，比得过内地的农民起义吗？
内部的矛盾，实质上已经大到了几乎所有资源，都要用于缓解现有矛盾的地步。那么社会的停滞也就是某种必然了。
包括刘钰在内，大顺朝堂之上，谁也没有能力继续维系旧的社会，不断平息缓和旧时代的诸多矛盾。
区别就是,皇帝希望引入先进的武器和技术，依靠外部的资金和财富，继续压制旧时代的诸多矛盾。
而刘钰的思维,则是我把旧社会本身给砸碎了,那么旧社会的矛盾不就不存在了吗？我缓解不了旧社会的矛盾，那我直接把旧社会杀了不就完事了？新社会当然也有矛盾,但那是新的，需要用新的办法去解决,促进社会进步，没问题。
非要说本质的话，皇帝现在的思维，其实和满清末期靠着外部帝国主义势力续命的思路，差毬不多。
都是引入一支之前传统天下内不存在的力量，来压制内部的矛盾，更有效地强化统治。
本质差毬不多，表现出来的区别，无非是这支“之前传统天下不存在的力量”，把握在大顺朝廷的手里，并且可以通过对外扩张，强化这种力量。
优势在于，满清末期的洋务派，认识到了先进的武器和技术，可以有效地强化封建统治，并且也知道这些得需要工商之利。
而帝国主义在外，没有外部市场；内部又因为这样那样的条约，导致内部市场已经放开。所以他们的每一次“工商之利”,实际上都是在激化旧时代的矛盾——对内部小农经济的旧社会而言，棉布是南通纺织厂产的，还是曼彻斯特纺织厂产的，是无区别的。工商之利，得有市场，外部市场又抢不到，只能和帝国主义一起搞内部的市场。
而大顺皇帝则是在上次松苏南巡之后，考虑到了这个问题，故而是担忧松苏等先发地区激化内部的旧矛盾的。
这也是为什么大顺皇帝支持对外扩张的原因，资本一旦转起来了，旁边就是庞大的内部市场，你不让他吃，那就得给他在外面找吃的、找血食。
因为大顺皇帝选择了“依靠‘外部’力量，强化封建统治”的道路，那么这个“外部”力量就必须要强大。而强大，就得不断给他找血食，否则他就要往里面吃了。
虽然皇帝可能并未能够理论性地认识到这一切，但凭借狡诈而老练的统治阶级嗅觉，还是选择了这样的一条道路。
其实皇帝想教育太子的内容，总结起来，就是“记得自己是天子”。
千万不要拿大顺即将在印度的那一套思维，来搞内地，去做松苏资本的“皇帝”，把内地搞成殖民地。那样规模的大起义，你扛不住。
也千万不要拿着旧时代的经验，来搞松苏东北南洋和对外贸易。最后搞出来個众正盈朝的局面，吊毛的钱都收不上来，所有资源都用在维系旧时代的稳定上，屁事也做不成。
在绝大部分的财政收入，都需要用来平息和缓解旧的矛盾的时候，修铁路这种事，只靠旧的统治手段，是完不成的。
简而言之，没钱，没资源，有限的财政都要花在旧时代的矛盾上。
隋炀帝能修大运河，但只能修一条，而且修完就炸了。
大顺能修铁路，而且看起来应该能修不止一条，因为他能从外部搞到钱、物资、粮食、布匹等等。
在皇帝看来，铁路和海运的出现、快速发展，那么平准、均输，也就有了意义。
平准、均输……【全国粮食价格基本稳定且统一、全国盐价基本稳定且统一、甘肃的粮价和苏州的粮价基本一致、大灾之后各地快速运粮粮价仍旧稳定】，这本身，就是平准和均输在封建社会之下的最高实现。
哪个封建王朝能做到这一点，四百年，问题绝对不大。
再加上铁路可以实现皇帝预想的，把天下切割纵横，让农民起义只能困在一省之内的想法。
这个想法本身，就是封建头子和一部分官僚，认为且认识到先进的武器和技术，可以有效地强化封建统治的洋务运动式思维的最高体现。
而这个问题再细致一点，就是以松苏为中心的新体系，囊括东北、南洋、朝鲜、日本、以及印度、欧美贸易的这么个体系，所提供的税金、资源、粮食，能否养得起一支20万人到30万人的精锐野战部队，可以通过铁路和海运快速机动完成救火式的镇压；能否养得起一群依托这一切收入的事功之臣，确保一支完全寄托于皇权而非国内土地的人才群体？
显然，现在看来，不但可以，而且可以。
至于说对内地的全面改革，皇帝心里明镜似的。改不动、改不了，凑合着过吧，改就容易照着王莽新政的方向上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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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皇帝既希望让太子做个守成之君、又告诉太子做事就要做到底不要半途而废要有自己的主见。
这本身也不矛盾。
一方面，现在就算做守成之君，也和以前不一样了，也得不停地做事，做许多前所未有之事，否则守不得成。
另一方面，真要是太子头铁，胆魄比自己还大，真要搞类似王莽改制、均田授田之类的改革……那作死归作死，死了也不可能从棺材里爬出来说这样不行。
既是做了，那就做到底，别一开始莽，后面就怂。
真要是脑子抽了，选择做了，那就对起义、反抗什么的，来一万杀一万，朝中谁反对，通通流放育空河谷，去与挖金人养狗。
千万别做到一半又怂了，那还不如不做。
皇帝也知道，这怕不是一时半会能和太子说明白、讲清楚的。但教了多少大概能明白一些。
而最关键的，做“超然的仲裁者”这个内涵，这就真是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东西了。
太子看着皇帝给他画的图，皱眉思考了一阵，终于大约多少明白了一些他爹的意思。
皇帝呼了口气，缓缓道：“这些事，你一时看不透也算不得什么。虽然东宫的人也跟着去了松苏、川南等地，可他们的眼界，终是差了一些。可为长史、刺史，但恐难有管仲、乐毅之贤。”
“此事你装在心里即可。不过关于这些事，你不妨问询一下兴国公。”
“他的话，你要听其所以然，不要只听其然。知其所以然，他之然，未必是汝之然。”
“过些日子，这路的事，便要定下来。届时，你全程跟着学学。”
“为君者，未必一定要知道路如何铺、道如何修。”
“但要修这条路，民间反应、征地迁徙、协调铁厂、沿途工商、百姓影响……这些东西，你还是要多听听、多看看、多见见的。”
“待你请教兴国公的时候，不妨问问他，这路修起来会有何等影响。你记着朕的话，听其所以然、未必听其然。”
太子赶忙称是，心想兴国公一直以来都和自己保持着距离，既不靠近，倒也不疏远。
父皇叫我去问他这里面的事，是说修路这事，也要他来负责？
于是太子便道：“父皇，兴国公自松苏回京，忙于无定河事。儿臣以为，无定河事，足见兴国公手段，一举三得。若能多听兴国公指点，必有裨益。”
“若修贯穿中原之铁轨路，若兴国公来办，定能事半功倍。”
皇帝不以为然，淡笑道：“此事如何需用他去办？杀鸡用牛刀。这事和无定河事不一样，无定河事，最小的恰就是无定河事。其余京西至京城的煤炭、黑龙江畔的移民实边，铁路修筑之衙门组建，这才是大事。”
“万事俱备，真到修路的时候，哪里用得着他做此等事？”
“朕说了，修路过程中的百姓态度、迁民补偿、置换土地、沟通协调等，这是朕让你去多学多看，知晓民间烟火事的。”
“朕叫你去请教兴国公，不是让伱去请教这些东西的。”
不过皇帝也没有再表示孺子不可教之类的意思，说完之后，便让太子退下。
…………
两日后。
太子设宴，专请了刘钰，大张旗鼓，也算是传达一个信号，这是皇帝让他请的。
简短的客套之后，太子就说起来了“第一条铁路往哪修”的话题。
既然皇帝的意思，是说比如沿途需要迁徙人口、平整坟地这样的事，要让太子自己去理解，太子也就没有往这方面问。
这条路本身就是印度问题的延伸，大顺不打印度搞商业资本劫夺积累资本，基本上短时间内也不可能修得起这样一个此时看来有些魔幻的庞大工程。
收了税，修路，刘钰当然是支持的。
但对这条路能对大顺产生多大的影响，刘钰却不觉得会很巨大。
既然这条路本身就是印度问题的延伸，那么农业作物的转型之类的影响，基本上可以确定，没啥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