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康提王朝对此肯定是有意见的。

不过,在驻军和舰队环绕的状态下,他们的意见顶个屁。

最多也就是两边商量了一下,灰衣派不能去山区、那边的种姓派也不再干涉低地区的事。

私下里,会悄悄找英国人,又忘了赶走生姜请来辣椒的教训。

本来大顺就和法国不清不楚的,这时候没事找事,再去招惹大顺,那真是闲的没事干了。

权哲身看到的是汉化,或者说是某种程度上狭义的汉化。

这种狭义的汉化的根源,是大顺控制区总共大约四五十万僧伽罗人,一下子塞进去大约二十万汉人。

更广义的汉化,其实是近代化、世俗化。

也就是刘钰所说的“普遍的修饰成民族的”。

世俗化,是近代化的前提;打破种姓制度,就是近代化。

广义的汉化,是狭义汉化的基础。

因为,世界是往前走的,不是往后退的,要为将来的近代化的汉人国家打基础,而不是往后退着让一群旧统治阶级去读经书。

灰衣派的宗教改革在这里成功的原因,就是大顺本身是反本地统治阶级的、而这里的低种姓人口既多又掌控了经济基础。

更为现实粗暴的原因,则是不管是葡萄牙人还是荷兰人,终究还需要高种姓群体,为他们提供粮食和劳动力、服役。

而对大顺来说……天朝不缺会种地且愿意种地的人。

甚至,他是非常乐于让世俗派和种姓派的矛盾加剧的。

大顺又不想在锡兰山区种茶叶,放着好地方不要,去山区干啥?

故而,大顺的政策,就是将为数不多的高种姓村社,保持原样;而大量的土地,则分给了低种姓人群,并且打散他们的种姓,取消他们的世代职业限制。

唯一还有职业限制的,就是他们不许服兵役,也不需要服兵役。而是转为缴纳土地税,代替服兵役。

大顺不需要土兵,因为不缺人。

所以,从政治、政权的角度来看,锡兰的西南地区,实际上汉化的已经非常成功。

府兵服兵役,国家给予土地,府兵有服兵役的义务。

被打散的、事实上已经取消了种姓限制的小农,缴纳赋税。

大量的工商业从业者,以雇工而非劳役的形式,充斥着种植园、采珠船。

村子编户籍,设里长、粮长。

除国有土地外,授予的土地,由各家赎买,赎买之后获得土地所有权,可以买卖、交易、允许兼并。

都督府每年会征发农业人口,进行水利建设,但会错开农忙时节——因为土地比较充裕,农村并未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所以征收募役钱,雇人劳作,反而是不合适的,甚至可以说是刻舟求剑的。

低地地区,普遍使用大顺纸币。

城市学堂,全部以汉语教学。

推行的第一部法令,是禁止同姓血亲婚,和跨种姓婚姻合法。

终究,这里是大顺的锡兰都督府辖地,是锡兰军镇。

而不是大顺印度公司,或者大顺锡兰公司。

大顺的商业资本,在这里,占据经济优势。

但是,他们依旧没有与其小范围经济优势相对应的政治优势。

所以大顺的商业资本,不得不服从于大顺官僚集团的意志,以“消化”锡兰西南部作为前进基地为主,而不是以“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为主。

这二者的区别,在于如果选择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那么,维持种姓制度、维持种姓劳役、引入泰米尔人作为奴隶,才是利润最大化的优先选择。

甚至,往锡兰运汉人,根本就是违背商业资本利益的。

然而,以刘钰为首的一部分官僚集团的意志,并非如此。

而且,显然,大顺的商业资产阶级,想要获得统治地位、成为统治阶级,还早呢。

这就是“大顺锡兰军镇都督府”和“大顺锡兰特许贸易公司”的区别。

他可不想大顺重走覆辙。

这种部分有长远眼光的官僚集团和商业资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或者说路线上的区别,其实也是导致赵立本听到弟弟在宝石矿干活后忧心忡忡的一个原因。

事实上,在赵立本于黄龙府黑金矿暴动之后,他在县城等大赦天下的时候,是有官方的人在那里招过挖金工的。

是确确实实有官方背书的。

只是赵立本被坑了一次后,对这种事,再也不信了,哪怕那招工条件写的天花烂坠。

他以为,肯定还和上次一样,那自己要是去了,可真就才出狼穴、又如虎坑。

所以这一次听到弟弟居然为了赚钱,跑到宝石矿上干活,心里顿时就一咯噔。

然而,其实不管是他弟弟,还是他从黄龙府黑金矿逃出来后的那次招工,真的不一样。

或者说,有时候是不会只考虑短期利益的,这一点就和商业资本很不同。

比如他上一次听到的招工信息,那就是朝廷出于边防需求、移民实边的国家政权的需求搞的。

一共两个前置条件。

海参崴地区,利用虾夷的赤毛稻,种出来了可以适应东北气候的水稻。

黑龙江流域,在后世的漠河、黑河、抚远等地区,都发现了相当不错的金矿。

还有三个现实逼迫下的条件。

无定河,也就是后世的永定河,整天发水。这是京城的河,这里发水,事就麻烦了,而且人口日多,土地日减。京城周边是最怕出事的。

朝鲜国和大顺边境,日益增加的朝鲜国逃亡百姓问题。

对北方问题刻在基因里的不安,希望加大实边力度。

这两个前置条件,加这三个现实逼迫,使得刘钰借机向皇帝上疏,提出了实边计划。

顺便解决无定河问题、朝鲜国边境移民问题。

简单来说,就是以漠河、黑河、抚远地区的金矿为饵,鼓励资本开发,从而移民。

鉴于资本的操行,必须官督商办,用类似当年组建东洋贸易公司时候附加义务的方式,进行移民。

大体政策就是,朝廷选拔优秀的官员,去督办此事。

从栖霞等地,招募优秀的工头。

资本出资,招募人口。

工头带人,按照每个工组,黄金三七分成,即挖金子的工组拿三成,剩下七成作为公司所有。

扣除吃喝拉撒后,再从净利润中拿出百分之二十五,其中百分之十进内帑,百分之十五用于招募人口,就地开垦,以金矿需求为中心,促进农业发展,增加移民数量。

争取在十年之内,于漠河以南、黑河、抚远等地,围绕着金矿区,弄出七八个人口数万的县,保持黑龙江流域的绝对控制权。

其中,一部分从关东招募。

剩下的,绝大多数从无定河周边招募,从而缓解京城地区的压力——这个压力,指的是水灾之后的社会不安定因素,这才是皇帝比较重视的问题。

同时还顺便解决两个问题。

在招募农民的时候,在朝鲜国边境,强制招募越境的朝鲜人村社,将他们打散后迁徙到金矿区。

而每迁走一批人,则用无定河地区的汉人百姓,补充到朝鲜国边境地区的村社,直接接管村社的房屋和已经开垦出来的稻田。

同时,鉴于川南盐井区的煤矿开采尝试,在西山煤矿、京畿周边,采取先进的煤矿开采技术。

一方面,保证京城用煤,不会再出现之前那种煤价暴增如米的状态,维系京城之稳定。京城不能乱。

当时,赵立本从黑金矿逃出来后,遇到的那次招工,就是这样的背景。

但他在黑金矿的惨痛记忆,让他不能理解抽象的资本逐利的罪恶,而是具象为对金矿银矿宝石矿的深深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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