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之下，干起活来就有劲儿。
反正孟松麓是打定了主意，就算实在打不开局面，他也不会用刘钰说的用彗星装神棍这个办法。
妥协的太多，最终会发现妥协是无底线的。
他觉得乡社问题上，已经向现实妥协太多了，这一次远赴万里之外，要是还不断妥协才能成事，那他的信仰可真就要崩塌了。
不过刘钰觉得这样也好，既然他打定的主意是拉拢檀香山的上层、扶植统治者，那么泰州学派那一套非牧民的宗教化的东西，效果实在不好说。
刘钰是觉得，抓住这个先发时机，檀香山那边问题肯定不大。
一夫多妻、酒、祖先崇拜。
这三件事，都精准地踩在了基督教传教士的脚丫子上。
相对而言，上层对儒学的这套东西应该更容易接受。
反倒是泰州学派继承者的民间传播，此时或许会适得其反。以后再说以后的吧。
刘钰又抓住这三点，仔细叮嘱了一下孟松麓，告诉他檀香山这边想要抵抗基督教的入侵，有且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大顺模式。
行政力量、国家暴力机关直接下场。
所以，先让这群出现了阶级分化、但还没有统一的群岛部落，形成一个国家、并且拥有一定的集权能力，这是此前大顺殖民的最优选择。
打出祖先崇拜、不严格禁酒、一夫一妻多妾制这三张牌，维护上层的特权和优势，靠他们控制的行政力量，顶住敌方的宗教进攻。
至于如何拉拢上策，如何加强王权，刘钰知道这群《周礼》派多少是比较重视官营经济的。
于是他和孟松麓说了半句话。
义利义利，有义有利，方能拉拢当地上层，尤其是统治阶级的力量。
在大顺疯狂挖金子促进岛上种植园化之前，可以搞“山泽之利”。
檀香山的山泽之利，自然是檀香木。
这是刘钰说给孟松麓的前半句。
后半句话，没说。
作为经济拉拢的手段，大顺会把澳门最后一点正常的、不是鸦片走私和人口贸易的经济支柱毁灭。
那就是东帝汶的檀香。在大顺贸易中心北移到长江流域后，东帝汶的檀香可能死葡萄牙人手里最后一点正常的贸易了。
如果孟松麓能够在檀香山站稳脚跟，大顺这边会立刻对澳门的檀香木进口增加高额关税。
一战打起来后，会直接放火把葡萄牙在东帝汶控制的檀香木林区，全部烧毁。这玩意儿不是丁香之类的东西，像荷兰人似的还得用非常麻烦的手段毁灭，否则始终重生。
几把火，就差不多了。
檀香山的王权要和大顺的经济体系牢牢绑定。
并且必须要让王权拿到一定的山泽之利，从而有钱维系统治，也有力量利用行政力量，采取儒家文化圈几国的通行做法，严格禁教，来顶住。
前期靠檀香。
后期靠农产品。
完成一个平滑过渡。
檀香自身的利润，大顺必须要放弃开采权，这里面还涉及到另一个局。
反正运送货物得靠大顺的商船，这也无所谓。
他说话只说一半，说出来的那一半，已经足够用了。
但即便只说了一半，引经据典的理论，却还是让孟松麓心里不舒服。随口而出的经典，并非正统书经，还是一些霸术手段。
“昔者，桓公忧北郭民之贫、召管子而问曰：北郭者，尽屦缕之甿也，以唐园为本利，为此有道乎？”
“管子对曰：请以令：禁百钟之家不得事鞒，千钟之家不得为唐园，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树葵菜，若此，则空闲有以相给资，则北郭之甿有所雠。其手搔之功，唐园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这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以行政手段强制社会分工，取缔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经济，增加商业流通和劳动分化，是有利于百姓生计的。”
“此可以治天下，亦可以用在国与国之间，搞生产分工。天朝素来不产檀香，而因释家影响，又喜檀香。”
“这檀香山不用檀香，加之贫穷，正可以檀香而利其民。天朝得檀香，岛上得补铁，双赢之利。”
“利而民富，民富而后可教也……”
说是天朝不产檀香，可别的地方也产，最终还是要用“禁百钟之家不得事鞒，千钟之家不得为唐园”这样的“禁”，来完成经济一体化构建。
理论上，南洋的檀香，走经济学上的古典自由主义原则，看不见的手之下，优势更大。
可刘钰非要伸看得见的手。
他是打定了主意，南洋很近，经济联系已经够深了。
少了檀香，还有别的，强制毁灭东帝汶的檀香，不会影响大顺对南洋的经济控制。
但檀香山可是远的很，而且就这个距离，檀香木应该是短期之间唯一有价值和大顺本土产生密切联系的贸易品。反正不可能让他们横跨四十个经度来卖芋头。
孟松麓对这一套鼓吹社会分工、地域分工的理论，实在不知道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
想着当初权哲身和他表达的大顺不行王道的不满，说大顺霸术太重云云，当初虽然出于国家的立场进行了反讽，可要说念经念多了，心里没有自我反思和嘀咕，那是不可能的。
好在这个办法，去掉刘钰说的这些东西，他也能接受王得山泽之利的办法，合乎周官之学。
至少，比刘钰让他拿彗星回归去装神弄鬼要容易接受。
只不过想着刘钰已经答应了要见权哲身，孟松麓觉得还是应该稍微“提醒”一下刘钰，说话的时候兜着点。
毕竟权哲身也是朝鲜国的贵族阶层，他们学派的那群人，在那边影响还是很大的，而且一些人还身居高位。
到时候，若是说的太过露骨，传回朝鲜国，那就不太好看了。
张嘴轻重、闭嘴霸术，只恐藩属惊诧，也着实有损圣朝之名。
而且现在这一套东西，确确实实是霸术太重了，不管是勾搭人参贸易，还是刚才的檀香问题，这不都是秉持着“故物无主，事无接，远近无以相因，则四夷不得而朝矣”的思路来的嘛。
这再怎么贴金、圆话，也真的和王道对不上。谁要敢说这是“王道”，那真就可以开除儒籍了。
陈亮那群人，也只能朝着三代之治是王霸并举的路子上走，可不敢说霸就是王、王就是霸。
而是把最高追求定为三代而非王道，并试图“扭曲”最高追求的三代和王道并不画等号，而是说假如最高追求是三代之治，那么三代之治本身是王霸并举，所以王道本身的神圣性低于三代之治，实际上就是在扭曲“内圣外王”这个最终追求本身，并降格为和霸术并行的次级神圣。
这也是激进事功派和其余道学派的一大矛盾：广义周礼派的“至高神”是三代之治，而王、霸、实学、杂术，是至高的三代之治、大同之世的手脚口鼻；广义的道学派，则认为三代之治和内圣外王，二位一体，内圣外王就是三代之治、三代之治就是内圣外王。
其中分别，任何一个举人水平的都能分得清。
当然一些秀才可能分不太清，但举人水平的肯定分得清。
孟松麓等人面临的问题，恰恰是无法在学派内部解释自己为什么算是儒家，但又笃信自己才是真的儒生，所产生的认知混乱。
这种认知混乱之下，他对刘钰的态度，或者说他们学派对于这场变革的态度，就是非常扭曲的。
既支持。
又反对。
既乐观。
又悲观。
既肯定。
又否定。
所有支持、乐观、肯定的一面，又可以说是明末乱世的残余。
学派创始人经历了明末的恐怖，真的是天下将亡、混乱不堪、差点神州陆沉的大恐惧之下，在乱世中某种意义上的“救亡图存”压到了一切：所谓陈同甫、王荆公之学，霸则霸矣，然或可救天下。
乱世危亡之际，实用性压到了一切。
当然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卵用，因为他们并不是明末乱是的主角，最终天下兴亡也不是他们决定的，甚至最多算个配角。决定明末走向的，还是当兵的、边军、反抗的百姓、坚守的“贼寇”、不识字的流民、识文断字带着清军围剿农民起义的士绅。
不过，这种乱世思潮的残余，影响到了大顺盛世这些年。
之前乱世下的同路人，在盛世时候，不得不重新分开，决定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要分，但还没完全分的状态，也就造就了这种矛盾的心态。
所以就像孟松麓面对刘钰这种一脉相承的霸术手段，联想到刘钰对朝鲜国等藩属的态度和做法，他就真的挺矛盾的。
或许，远离这里，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但对于朝廷这些年对藩属霸术用得太多的这件事，他还是稍微提醒了一下刘钰。
然而刘钰闻言，倒不在意，嘲笑道：“昔者，元末时候，红巾北伐过鸭绿江，关先生传檄朝鲜王曰：慨念生民，久陷於胡，倡义举兵，恢复中原，东逾齐鲁，西出函秦，南过闽广，北抵幽燕，悉皆款附，如饥者之得膏梁，病者之遇药石。今令诸将，严戒士卒，毋得扰民，民之归化者抚之，执迷旅拒者罪之。”
百年前的正式称呼，是红贼。现在大顺这边的官方称呼，不是红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