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僚的话,已经说的不能再明白了。

改革,改变、变动、变法,得有目的。

那么,在生员、科举等问题上做文章,目的是什么呢?

如果说,目的是为了选拔真正的、有才能的、懂实学的、所谓的不拘一格降人才。

那么,到了县学时候,再搞分斋教育,已经毫无意义了。

成为生员的平均年龄,最小也得个十七八、甚至二十来岁了。都这个岁数了,再从头学那些已经严重分化的、专业化的学科?那能学出来什么?

所以,改革绝对不能以教育更全面的人才为目的进行改革。因为那意味着要改变全国的科举制度、改变全部的私塾教育为学校教育。

谁敢这么改,谁死。

而且也根本没钱这么改,现在县里官学收的是生员,而考中生员之前的教育要么是靠私塾、要么是靠族学、要么是靠自己家里请的西宾、要么是靠家学,很少一部分是靠义学。

要改成全面的学堂教育,别的不说,钱从哪来?少建一些,那么谁能入学、谁不能入学?

这和刘钰办的那些实学的义学不同,那边的义学,从第一天入学就讲的很清楚:你们都是边缘人,是做不了官、考不了科举的。

而要是办成从小学堂就开始的分斋式的、以经学为主的生员考试前的教育模式,是要考科举、是要做官的。

再说了,像是治水、工程、建筑、土木、军械、农学、冶金、航海、测绘这样的贱人之学,大顺此时也并不缺这方面的人才。

既然改革绝对不能以教育更全面的人才为目的,那么分斋教育这种就压根不要去考虑了。

那么,剩下的目的,无非两种。

一种,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几十万特权生员在基层的控制力,彻底解决从明中晚期就开始的生员政治流氓化、地方势力化等问题。

一种,就是假装进行了改革,从而让皇帝以为这边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做出了很大的功劳,但实际上啥也没变。

如果是为了假装进行了一些改革,并不是以更好地选拔人才为目的,那么其实搞这种官学的分斋教育,也无不可。

走个形式呗。二十岁,或者五十岁,考中了生员,再强制每个月学点别的学问。

这样想,似乎是有些讽刺。

林敏叹息一声,说道:“我曾见过兴国公派人整理的、西洋诸国对本朝的赞誉之词。”

“有一神父名特里格者,言曰:科举制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制度。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都是最完美的、全能的人才。要考察考生的意志是否衰弱、要考察他们是否对惩罚过于热衷且严苛、要考察他们是否过于宽容然若无力、也要考察他们是否对处理公务漫不经心、还要考察他们是否敲诈百姓钱财、亦要考察他们在统治上是奇才还是庸才……”

“法国大儒名伏尔泰者,亦言: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国家的人民,他们的生命权、信誉、私有财产都会受到法律保护的话,那么这只能是中华帝国……如果任何一个省的官员在离任的时候,得不到万民的称颂,那么这个官员一定会受到严重的惩罚。中华帝国的法律,是唯一珍视道德、私有财产、荣誉和人民生命权的法律。而这又和他们选拔官员的制度息息相关。”

“然而亭林先生却痛陈选材之弊,慨叹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岁月,销磨之场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视天下国家之事,以为人生之所以为功名者,惟此而已。故败坏天下之人材,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夫然后……敌国外侮得而胜之。”

“天下文华之盛,在江南。江南文华之半,在江苏。我实欲对生员选拔一事,有所作为,使得真的能够为国选材。”

“既言县学分斋之法,不过流于形式,那便罢了。”

“我只是觉得,江苏省数万生员,日后伴随兴国公改革的深入,恐成……恐成前朝宗室那般,成为地方之害、活之废物。”

“他们存在,总要给他们找点事情做,使之有益于地方、有益于社稷、有利于名教才是。”

最后这番话,是站在一个儒生的角度,用一种很难说清楚的角度,来考虑这里面的事。

他能当节度使,所以他瞧得起那些连个举人都考不上、混了一辈子也没法出头的生员吗?

内心肯定是瞧不上的,等级社会之下,学历鄙视,身份鄙视,很严重的。

但站在一种说不清楚的角度,再看江苏将来这些生员的命运,林敏觉得刘钰纯粹是要把这些生员当猪养起来。

苏南的税制改革和退税制,换一种角度看,实则是试图把生员变成朝廷的一条条狗。

之前的优免制和特权之下,朝廷和这些士绅、生员发生矛盾,只有“革除功名”这一个办法。

两者之间是没有缓冲的。

本地生员,实际上谁真的靠朝廷官学发的那点钱生活啊?靠的是优免制特权制下的诡寄等地租、合法避税避役等。

而刘钰在苏南的改革,对生员来说,最恶心的地方就在这个退税制。

不说生员士绅的很多利益,被严重打压,终于做到了前朝末年江南地区的百姓最大的呼声——均田赋,不是均田,是均田赋。

只说税收上来后的退税制,实际上使得朝廷和生员之间有了极大的缓冲空间。

听话,就发狗粮。

不听话,就不发。

不再是像以前一样,要么听生员的闹腾、要么狠下心革除功名。现在多了一个“不发钱”的中间选项。

一年将近四艘新战列舰的钱,退还到士绅生员手中。看起来挺多,实则不多。隆庆元年,光松江苏州镇江几地,查出来的花分田加诡寄田就500多万亩。再算上官学的支出、廪银、膏火银等,支出百万实在是让朝廷大赚。

而这些生员能干什么?

实际上,什么都干不了。刘钰真的就是在养猪,而且比以前还过分。

以前,生员还要自己找食儿,没人管,山高皇帝远,要靠自己的本事凭借特权和优免搞钱花。

现在,是刘钰在他们面前摆了个槽子。

识字率?

不靠他们,靠的是那些考不上功名的穷书生,加上新学学生,搞得义学小学堂教育,因为这些人能接受最低工资。

救灾?

也不靠他们,靠的是日渐完善的基层公务人员体系。

基层管理?

还是不靠他们,靠的是均税之后铺开的青苗贷、和在富裕的苏南地区深入到乡村的义学学堂。

虽然学校加青苗贷银行,根本无法做到全面的管控。然而之前还不下县呢,和之前比肯定是强得多。

当然,刘钰这么做,明着看,或者以此时的视角来看,这是为了彰显“君子小人之别”、“劳心劳力之别”、“让人皆羡慕科举成为生员”、“教化百姓多学名教”。

然而,实际上这就是在专门地制造社会割裂、制造社会矛盾,制造边缘阶层和新兴阶层的不满情绪。

不过这时候肯定是看不出来的,因为急速发展的经济,掩盖了这些矛盾。但一些仇恨和心觉不公的种子已经慢慢种下。

林敏肯定不会觉得刘钰这是故意在制造矛盾。相反,给生员优待、给正经读书人优待,本来就是天朝正统的标志。不优待,没特权,有几个肯学这些东西,齁累齁累的。

他是一方面以上位者的姿态,瞧不起这些连个举人都考不上的同行;一方面又以朝廷大员的身份,觉得这是地方势力太强,严重影响了朝廷统治;同时又出于一个有点点志向的士大夫的角度,觉得明末那些大儒的反思很有道理,应该要选拔出更好的人才;同时还又想要讨好皇帝的需求,展示一下自己的改革能力。

这种杂在一起的别扭心态下,林敏觉得,自己要是不折腾出点动静,可就真成小丑了。

自己这个当初在朝堂喊的响亮的改革派,改啥了?包括盐政之内的改革,和自己当初叫嚣的改革方向,有一丁点一样的地方吗?

然而,他要是真一点脸都没有了,或者真就是一个纯粹的媚上官僚,那倒真就好说了。

搞分斋教育,走个形式,虽然卵用没有,但不是假装好像有所改动嘛。只要省试不考,就算是在县学搞了别的科目的教育,也就是逼着一群生员去刷个课时而已。

理论上,一百个说不定真有三五个觉得打开了新世界大门的。然而问题是这个新世界的学问,有更专业的两拨人,也确实没啥用。这要是放在一切是零的时候,用处是有的;但现在并不是零,实质上大顺现在的专业科学人才,是比欧洲要多的。

所以这县学、书院的分斋教育的改革设想,直接被刘钰的实学体系,弄的毫无价值了。

看着林敏意兴阑珊,有些郁闷,幕僚还是宽慰道:“老爷,有些事,您还是看开一些吧。”

“本来,前朝末期的许多反思,许多设想,此时其实有用的已经不多了。又何止是分斋教育这一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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