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想法是幼稚的。同时也是大顺道统问题影响下的思考延续。

但至少，是个想法。

比玄之又玄的修德、王道，似乎还更靠谱一些。

至少在牛二看来，他觉得更靠谱一些。

因为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内心对于该怎么办、怎么办是对的、怎么办是错的，便也有了自己的判断。

那么他在他判断中，入乡随俗，保留印度原本的征税制度,就是完全错误的。

虽然，似乎这种制度保留下来，很容易，大顺可以轻易地在这里征税——既然帖木儿的后代能在这里征税、阿富汗人也能在这里征税、英国人也能在这里征税，大顺想要按照其传统来征税自然也不难。

然而在牛二看来，大顺的藩属政策、外交政策、或者说管理藩属的目的，就应该全部围绕着发展工商业、围绕着他的千船大移民计划来转。

包括这些年大顺对日本、朝鲜的施压；对南洋的征服等等，在他看来思路都是一脉相承的。

他认为刘钰的思路就是这样的,并且内心认为他以为的刘钰的思路,就是正确的。

既然松苏改革已经出了许多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就可以在下次改革的时候预知，然后解决掉。

比如松苏的失地百姓，朝廷之前没钱，所以在牛二看来，兴国公苦心孤诣，让资本发挥力量，把百姓移到关东、南洋。

那么，往南大洋、北美移民，无利可图，朝廷只要有钱,朝廷难道就不能干这个事吗？朝廷也可以干啊。

只要解决了这些问题，沿海地区，都可以沿着松苏改革的路子走。

所以,大顺的藩属政策,就应该围绕着利于工商业发展、能够征收足够的税赋来移民这样的思路。

显然，延续印度原本的征税政策，是不利于这个长远目标的。

在这一点上,牛二认为，大顺和英国对孟加拉的统治，是必然不同的。

英国可以短时间内带动孟加拉的工商业发展，因为英国人来买。加尔各答短短数年间，聚集了几万人口，都是以纺织业为主。

而大顺则是会在短时间内造成孟加拉的旧工商业崩溃，即便卖不出去，也绝不会买一些东西。

那么，孟加拉最有利于大顺的状态，就应该是种稻米、种黄麻、种棉花、搓纱线、卖生丝、烫缫丝。

除此之外的冶铁、织布、陶器等等产业，都应该全部毁灭。

而种稻米、种棉花、种桑树这些，想要促进其发展，是万万不能采取原本的征税制度的。

否则的话，大柴明达尔承包1100万白银的税、分包给下一级征收2000万、再分包给再下一级征收3000万……这还种个屁的棉花、桑树、稻米？

大顺在这样的事上吃过多少次亏？现实证明这么搞，大家只会囤土地、收租子，而不是去搞种植、垦农业。

对于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牛二的思路也非常简单。

把大的全部碎掉。

把小的世袭化，也就是让他们做真正意义上的地主，全面私有化。

一些小的柴明达尔，理论上土地仍旧是政府的，他们只是负责承包几个村落的赋税。当然他们自己也有土地、庄园等。

牛二的思路，就是把承包世袭化，也就是变相的激进的地主所有制改革。

比如这个柴明达尔，包了四个村子。那么，直接画个圈，丈量出这四个村子的范围，直接给这个柴明达尔永久承包。

从法理上讲，原本是这四个村子的土地，是政府的。柴明达尔只是帮着政府征税。

而现在，则是把这四个村子，直接打包，税还是按照原来的收，但土地的永久使用权归柴明达尔了——政府向柴明达尔征收土地税，法理上是柴明达尔是向农民收租子，而不是做包税人来帮朝廷收税。

农民依旧是农民，并不是农奴，柴明达尔也没有支配这些农民的法律授予的权力。

迁徙也好、跑路也罢、换家也无所谓。

总之，殖民政府认亩，不认人。

也就是一种激进手段，打碎村社传统、敲碎土地所有权弄不清楚的问题，把一群界于地主和税吏之间的角色，通通快速地主化。

日后你是搞种植园，把地租给工商业者、驱赶百姓逃亡；还是强迫百姓种植稻米、棉花；亦或者你就没有上进心就是要靠收租子活着，这都方便。

因为大顺的统治水平，绝不可能直达每一个农户，而且村社制度、种姓制度这些东西，大顺搞起来也麻烦。

所以在牛二看来，这种明确所有权、批量制造地主的方式，就是对大顺而言最合适的办法。

农民原本也要交税，而且因为包税制和层层分包制的存在，他们的赋税并不低。

现在无非也就是换了个皮，把农民要交的税，在名目上换成了地主的租子。对农民而言，区别不大，甚至可能比之前的负担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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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减少了中间环节，虽然还有一个中间商。但比起来传说中原本柴明达尔制下的8层中间商制，肯定还是减轻了百姓负担的。

8层中间商，政府能收到的钱还是那么多，下面承担了多少税赋，那就天知道了。

那还不如直接搞一层承包商，大顺直接在孟加拉，创造几千户拥有几万亩土地的地主。

由他们，作为大顺在孟加拉统治的基层支柱力量，瓦解掉原本的旧势力、旧贵族的影响。

形成一种殖民政府——县衙——地主——永佃农的减少中间环节的垂直结构。

大顺在税收上，也只和这些创造出来的地主打交道，不和下面的农民、村社打交道。

这样做，是有显而易见的好处的。

政治上，可以将旧的上层势力一扫而空。

这一点，大顺是不需要犹豫的，因为大顺不是英国，可以用在孟加拉的兵力，不需要任何形式的对旧上层的妥协。

同时，大顺也不缺基层官员，因为大顺有大批的实学毕业的学生，他们又不可能参加科举，直接搞科举形式的殖民地官员选拔，也丝毫不缺人。

无非就是考试内容，和科举不同而已。

大顺如果在明末，有现在的实力，自然也不会妥协太多的。现在到了外面，实力强劲，自可以选择不妥协。

而原本下层附庸者身份的人，跃升为永久的地主，他们的这些权力、利益，是源于殖民政府的，他们当然会坚定地站在大顺这边。

同时，减少了中间商，对于农民而言，也是一种仁政，他们也会认可大顺的统治。

税收上，这种形式，丝毫不会影响原本的税收额度。

理论上大顺可以加大压榨的程度，但牛二认为，这种事还是要细水长流的好，不要压榨的太狠。

经济上，这种形式，有利于牛二所认为的美好未来的长远发展。

孟加拉的人均土地面积比大顺要高，这些从原本的国家农民、转为永佃农的农民，在减轻了负担之后，会有更大的消费能力。

杀鸡取卵是不对的。

要可持续性地竭泽而渔。

大顺攻打印度的主体，是朝廷，不是公司股东，可以不完全以盈利和分红为目的。

同时，确定的这种永久地主承包制，有利于日后的农业转型，也有利于良种和农业技术的推广。

在税收额度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地主有多种选择。只要棉花的价格比稻米强，那么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会选择种植棉花。

甚至，在确定了他们对土地的永久占有后，也可以通过商业合作的方式，将一些土地租给大顺的资本家，由他们来开辟棉花种植园之类。

这也可以极大地加快农村的贫富分化。

批量制造的小地主，永久性的土地使用权，也就意味着土地转租交易的合法化——朝鲜国的儒生现在头疼的问题，就是土地买卖的出现，以及土地买卖的合法化趋势——而这，恰恰是大顺在印度要主动引导、激进改革的方向。

大顺的问题，是土地私有制问题，过于严重也过于深入人心，成为了大顺进一步发展的阻碍。

而这里的问题，是土地私有制概念，过于不明确，成为了大顺把这里搞成原材料产地和消费市场的重大阻碍。

因为土地私有制的概念不甚明确，有些模糊，是以批量制造的这些小地主，延续传统，只能是和村社的农民，签订类似永佃权的契约。

而大顺只要承认这种永佃权契约，并且这种租佃权是可以合法转卖的，那么也就意味着土地私有制的推广、意味着农村将很快出现巨大的贫富分化。

这只是再用一种符合印度传统的方式，悄然推广大顺的土地私有制。

当然，这种方法只是针对原有的十几个大型柴达明尔寡头的遗产来的。

而剩下的，则当然不会采取这种方式。

比如，一些已经分化的自耕农村社，他们原本就是把税交给穆佳丹阶层，再由穆佳丹阶层直接交给政府。

像是这种，那就直接让大顺接管，由大顺派人取代穆佳丹阶层，丈量土地，给自耕农发地契。允许买卖、税赋固定。

再比如，孟加拉地区还有大量的未开垦的土地，通通收归殖民政府所有。大顺有愿意移民的也好、或者愿意承包干种植园的、或者愿意招募人开垦的，那都可以。

这种对土地制度的统治构想，短期内，应该是不如包税、拍卖包税这种方法挣钱多的。

在牛二看来，这正是大顺的优势。如果以英国公司的形式，股东在意的只有分红，那么肯定是怎么挣钱多怎么来。

大顺征服的发起者是朝廷，那么理论上，是可以有一个长远的、明确的、有利于国家的长远目标的。

并且，牛二认为，大顺日后对于藩属、或者殖民地的治理，应该就是一门围绕着“如何促进国内工商业发展、如何收税保证国内大量向南大洋洲和北美移民”的学问。

礼政府那一套，过时了。

必须要知道目的是什么，才能知道该怎么走。这是儒学在明末思想交锋中，常用的一句话，现在这句话牛二也想用，但并不知道朝廷是否同意他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