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注定不是个安稳和平的年份，战争的阴云已经在世界的上空弥漫。

不声不响完成了备战动员的大顺，皇帝南巡松苏，大阅舰队。

英法在北美殖民地的摩擦，日益加剧。

普鲁士在扩军。

俄国在扩军。

瑞典在扩军。

奥地利开始建设第一批正规的军事学院，也在扩军。

西班牙终于成立了外汇和白银管控银行，政府插手对贵金属的直接管控,并且扩建了加的斯的军舰造船厂。

然而，在战争阴云的密布之上，这个时代最热烈的那轮名为启蒙的太阳，依旧耀眼。

甚至在这一年，闪烁出一阵阵狂躁的耀斑，仿佛是恒星膨胀期之前的胎动，涌动的狂躁能量，隐藏在战争的阴云下。当阴云褪去的时候，人们再抬头注视这轮名为启蒙的太阳时，一定会记起这一年发生的几件大事。

战争以外的大事。

日内瓦。

逃亡避居在此的卢梭，正在为勃艮第大学第戎科学院的一场征文大赛，画上他这篇征文的最后一个句点。

第戎科学院征文的题目，很有趣。

【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什么？人类的不平等是否为自然法所认可】

沾满墨水的笔，在稿纸上快速滑动,留下一连串的字符。无意义的比划，被人类赋予了意义，又将作者想要表达的精神诉诸纸上。

“……由于私有制和法律的建立，不平等终于变得根深蒂固而成为合法的了。此外,我们还可以断言,仅为实在法所认可的精神上的不平等，每当它与生理上的不平等不相称时，便与自然法相抵触。这种不相称充分决定了我们对流行于一切文明民族之中的那种不平等应持什么看法。因为,一个孩子命令着老年人，一个傻子指导着聪明人，一小撮人拥有许多剩余的东西，而大量的饥民则缺乏生活必需品，这显然是违反自然法的，无论人们给不平等下什么样的定义。”

写下最后一个句点的卢梭，意犹未尽，带着精神的亢奋，将他完成的征文放在了一旁，又拿起来一本最近出版的戏剧，并在这一本戏剧册子的扉页上，写下了一段话，准备还给这部戏剧的作者。

这部戏剧的名字，叫《中国孤儿》。

卢梭提起笔，借着此时亢奋的精神，将讽刺的话语投向这部戏剧的作者。

“伏尔泰先生认为，世界上有过最幸福、最可敬的时代,就是奉行孔子的法律的时代。”

“伏尔泰先生尊敬孔子，并且认为自己是孔子在欧洲的弟子。”

“但是，很显然,伏尔泰先生所尊重的孔子，是他幻想出来的、存在于他脑袋中的、就像是瓷器工人凭着自己的喜好而捏造出来的那样的孔子。”

“伏尔泰先生以为他了解中国的道德，也了解中国人所理解的美。于是他写出了这么一册用爱、宽容、道德、君父的仁慈来解决一切问题的戏剧。”

“然而，据我所知——当然，我是根据二十年前就因为得罪了中国现在的那位公爵而被流放至此的陈先生的转述——可以知道，这个关于孤儿的故事，所表达的中国人的美学观点，并不是伏尔泰先生所认为的爱与宽容、道德与感化。”

“相反，中国人所认可的美，或者说，伏尔泰先生所尊敬的真正的孔子所认可的美，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关于那个孤儿的故事，中国人所理解的美的结局，是正义战胜了邪恶、暴力复仇了残酷。”

“中国人所认可的美，是【到今日三百口的冤魂方才家自有主】的复仇；是坚守封建君臣契约的忠诚、并将这种对契约的忠诚延伸到更广阔的社会层面；是对屠杀数百婴儿的暴行的反抗；是弱者对暴政的抗争；是自我牺牲与自我实现的追求。”

“伏尔泰先生所认为的爱、宽容、道德、君父的仁慈，并不遗余力地宣扬，君父体制，这才是最完美的、最幸福、最可敬的时代。那么，伏尔泰先生所认为的中国，并不存在于这个真实的世界中。”

“伏尔泰先生所宣扬的爱会取得胜利、文明会战胜野蛮、良俗美德会使统治者归顺——暴君居然会因为一个喜爱的女子，就在精神上折服于女子的美德。”

“我想，如果一百年前鞑靼人没有被中国人赶走，伏尔泰先生一定会不遗余力地去证明鞑靼人的伟大成就：看啊，粗暴而野蛮的鞑靼人，被良俗美德所征服、所感化、这就是美德与爱的力量。”

“虽然我不知道，伏尔泰先生所认为的、坚信爱与感化的孔子，是哪里的孔子，但我可以确定他不是中国的孔子。”

“对此，我必须送给伏尔泰先生一句话，一句真正的、没有被修饰过的、没有被可悲的传教士所扭曲过的中国的另一位哲学家的话：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在这里，我不是针对伏尔泰先生的《中国孤儿》，事实上，我是针对所有的、现存的戏剧。”

“戏剧是现状的再现。人民在其中不再是观众，而是一起对现状进行肯定——某种程度上说，此时的戏剧，在教人们做一个现状下的【好人】。”

“正如天主教，他们在引导人民去做一个【好信徒】。”

“所谓的‘启蒙主义者’，则试图引导人民去做一个他們定义的【好人】，并希望以戏剧的形式传达他们对好人的定义。”

“然而，显然，重要的，是让人民成为一个【好公民】。”

“既不是【好信徒】、也不是【好人】的【好公民】。”

这是卢梭这个“晚辈”，第一次公开向前辈开炮，历史上，他将很快迎来一册“匿名”的《公民们的情感》一书，从道德上揭露了卢梭道德败坏、私生活混乱、弃婴等诸多问题，并对卢梭的书册赋予了“反人类的新著作”的定义。

如今，伴随着这本书册，以及对伏尔泰的公开批评，使得原本就已经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如同热油中落进去了凉水，砰的一下炸开了。

争论，更加剧烈。

君主制？道德与爱？公民暴动？君父一体？新宗教？理性崇拜？百科全书科学教？

当启蒙派内部也出现争端、并且已然水火不容的时候，便已证明，旧时代的根基已经摇摇欲坠，新时代的基础已经出现，先行者已经开始为新时代的矛盾而争论。

过去他们同路，一起撕碎旧时代。

而现在，他们先行一步，已经开始为还未到来的新时代撕了起来。

东学西渐、西学东渐，伴随着大顺主动开启对外贸易和交流，终于同时撕下了东方和西方的面纱，将一切幻想出来的美好踩在脚下。

荷兰人英国人试图构建的、幻想的、以商业资本的自由为目的的经书，还没有落地，就被大顺海量的棉布，扼杀在了萌芽之中。选择永恒的真理，还是选择残酷的现实，成为了一个如同周五吃不吃鱼的严重问题。

伏尔泰所幻想的、构建的、为了启蒙而编造的中国；也被那个真实的、复杂的、不需要编造就躁动着暴力反抗的中国所取代。

《赵氏孤儿》才是中国；《中国孤儿》除了剧名的中国二字，除此之外和中国并无一点关联。

而东学西渐，也像是此时正在松苏地区发生的解构破碎再立新一样，完整的体系通通碎裂，余下的只是诸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乡愿德之贼也”、“选天子”这样的先贤碎片。

某种程度上讲，因为帆船将东西方联系的更加紧密，以及大顺主动开启了东西方的贸易交流。

启蒙运动的一种形式、或者叫一种特殊状态，被暂时压制了。

也就是，伏尔泰的这种，通过对一个真实存在的富庶国家的虚幻构建，构想出一个理想国，不管事实如何的理想国，从而加速启蒙的这种特殊形式。

或者虚构一个真实存在的异国，并通过异国的富庶来证明本国的不合理的这种形式。

…………

启蒙运动此时不只发生在西欧，也在东欧上演，尤其是几十年前还是蛮荒之地的俄国，正在以一种截然不同于西欧、又不同于大顺，且又夹在大顺和西欧之间的非常别扭的形式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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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非要给这种别扭，找一个多少相似的、但其实不怎么相似的故事，大约可以简陋地理解为“俄国版的新文化运动”。

发生在今年的事，算是后续的西化派、本土派之争，以及由此引出的“俄罗斯存在的价值与必要性、俄罗斯民族的自我定义、我是谁、我是不是文明世界的一部分、欧洲人也不要我亚洲人也不要我我在哪、俄罗斯是否有社会学层面的特殊性”等问题的一次加速。

并且伴随着大顺的崛起，让这个问题，更加的复杂。

大顺与俄国在这个问题上分化的根源，源于大顺这些年因刘钰而产生的变化，让文明等于西欧这个概念毁灭，并试图形而下地通过工业化文明的普遍性，将普遍的伪装成民族的，并且一直试图用普遍的阶级间的斗争粉碎旧时代。

同时又用大顺文化、宗教、传统的特殊性，以及刘钰所掌握的体系化的知识，明确地分化了实学和西学，避免了这个脑子转不过来的迷糊问题。

但俄国，显然没有这样的机会。

于是，在罗刹宫廷里，女沙皇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从她的新晋宠臣舒瓦洛夫的手中，接过了前一阵玩雷电风筝侥幸未死的罗蒙诺索夫的两份上书。

一封，题目是：标准俄语语法，以及明确古斯拉夫语与白话标准俄语使用场合的奏请。

另一封，题目是：请求批准建立莫斯科大学，并不设置神学系的奏请。

然而，实际上，第一封奏请，在一开始，就在类似大顺“实学还是西学”的问题上，弄出了扭曲无比的矛盾。

这种矛盾，用直观一点的理解，大约类似“汉语拉丁化”问题。

即：我们落后了，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甚至可能文化语言上是不是从一开始就错了……之类的，暂时落后且又有意上进的民族，所遭遇到的普遍情况。

但，只不过此时的俄国，又不是过于落后。

可又夹在大顺和西欧之间，说不落后自己都说不过去。

正因为这种落后而又不太落后的现状，使得罗蒙诺索夫的第一封上书，自然不可能走极端化的类似“汉语拉丁化”的想法。

加之，这些年，西欧和大顺这边，都在飞速发展，尤其是大顺科学院建立之后的成果频出，以及刘钰所建立的实学新体系的一些填鸭教育而出的惊人成果，使得一种诡异的“唯理”思维，开始在世界蔓延。

不管是法国的百科全书派、科学教、亦或者大顺实学体系这边产生的一些新想法。

罗蒙诺索夫留学西欧甚久，加之又是科学院出身的院士，接触的自然也多是一些各国科学院的人。

又因为俄国落后、却又不太落后的现实。

使得他在这个“标注俄语语法”的奏疏上，早早就埋下了俄国将来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的矛盾。

他走的，是调和路线。

因为这是个唯理的时代，所以，罗蒙诺索夫在语法上，搞出来了个类似大顺“实学和西学”的分化。

即：语法，在世界范围内，有一种普遍的、通用的、放在各个语言里都存在的、作为人类语言的普遍性的语法。

而：语法，在这些普遍性的语法之外，还有特殊的、民族的、区分于其余族群的、必须要民族纯洁性、不能被外来所污染的语法。

标准俄语，既要保证符合类似于力学数学那样的世界范围内语言的普遍性的语法；又必须要纯洁其特殊性、民族性、不要被外来的民族风格所污染。

因为落后，所以罗蒙诺索夫，担心俄国被文明世界所抛弃。

因为不那么落后，所以罗蒙诺索夫，希望俄国依旧还是俄国。

这种别扭至极的想法，应该说，贯穿了从彼得一世开始改革之后的数百年。包括《战争与和平》里，讲法语用法国礼仪西化的娜塔莎·罗斯托娃，无师自通地跳起来了最传统的俄罗斯舞，都是这种别扭至极的一种形态。

或者，带入到戊戌变法前后二十年时候的心态，还是很容易理解的。

只不过这边那时候过于落后，加之破而后立的砸碎旧时代，所以没别扭多长时间；而俄国则是蛋疼地从彼得改革一直别扭到后世。

当然，这种扭曲纠结的东西，被罗蒙诺索夫郑重地放在了奏疏的最前面；但也是女皇的目光停留时间最短而且蹙着眉头的。

她不是很理解，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吗？

倒是越过这些别扭的思考之后的内容，让女皇眼前一亮。

罗蒙诺索夫提出的几条想法，倒是非常有实用性。

其一：教会斯拉夫语，已经丧失了在民间的统治地位。民间不说教会斯拉夫语，而是说白话俄语，所以，教会斯拉夫语，不应该作为官方语言了。

罗蒙诺索夫的想法，是源于俄国的落后，认为应该创造标准俄语的语法，使之有利于逻辑思考。

女皇的想法，是这么搞，将大大地加强皇权，减轻教会对世俗权力的干涉，很好。

其二：应该保持俄语的纯洁性，不应该从外部语言中，生借词汇。而要保持纯洁性，就要在完善标注俄语语法的逻辑性前提下，从教会斯拉夫语里寻找词汇。而不是直接把西欧的语言，变形之后直接塞进来。

其三：文章体裁和语言用法，要分为三个层次。

高雅的、普通的、低品的。

高品的，是教会斯拉夫语的专有词汇。

普通的，是教会斯拉夫语和俄语的共有词汇。

低品的，是白话文口语俄语的词汇。

如，颂歌、英雄史诗、描写重大题材之类的东西，要用高品词汇。

如，牧歌、哀歌、挽歌、书信、讽刺政论、政府公文等，用普通词汇。

如，小说、戏剧、散文等，则用低品词汇。

罗蒙诺索夫的想法，自然是取折中之道的和稀泥想法，或者说试图利用官方力量，划分等级，调和矛盾，让传统书面语和现在白话文共存。

结果就是，现实很快就会给他一巴掌。

矛盾没解决，只是被压制。

物质上的落后，试图在精神层面解决，是徒劳的。

反过来，物质上的先进，那么有时候明明是错的屎，也是香的。

历史上，几乎是他刚死，革新派和保守派，就因为语言问题，干起来了。

革新派认为，斯拉夫语，是低级语言、落后的根源，必须根除，否则俄国永远落后。

传统派认为，斯拉夫语，是彰显民族精神、唤醒民族自我意识的手段，也是社会统一的基础。

革新派认为，俄国都落后成这个吊样了，马上就要死了，还在考虑死守传统？人都没了，还有俄国吗？

传统派认为，如果俄国完全西化了，那么俄国在哪？俄国都没有了，我们又是谁？俄国没了，还有俄国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