菀渎在后世已经沦落成了个小村子，黄河南流，决口不断，改变了很多事。

不只是愣生生造出来向内延伸百余里的海岸，也彻底改变了这里的经济条件，原本的富庶地区混成现在这样，刘钰心中也是感慨万千。

在史世用陪伴下，刘钰只是在菀渎盐场稍微转了转，稍微和煮盐的百姓聊了几句，就离开了。

这里还是用的煮盐法，实际上晒盐法早就技术成熟了。

想想其实也能理解，为什么改革这么难了。

煮盐用的柴火、煤，以及巨大的铁锅，都不是穷苦的灶户所能独自承担的。

这也使得朝廷有能力控制他们，因为朝廷的管理能力太次，所以只能选择往后退，用往后退的方式来管理。

明明早就有了晒盐法，可是晒盐法怎么管呢？

控制好了柴火、煤、锅灶，就能控制煮盐的盐产量，从而防止走私，才能收上盐税。

可要是用晒盐法呢？难道还能像查柴禾、煤炭一样，去查太阳吗？

和明末的思想解禁一样，晒盐之类的新技术能在福建等地铺开，不是因为朝廷主动推进进步，而是朝廷无力管辖。

而两淮地区的盐，太重要了，占了盐税的大头，这里朝廷也只能选择用这种落后的方式进行控制——因为重要，所以落后。

帝国的软件，决定了帝国能控制的硬件上限。让硬件要更新，帝国的软件发现跟不上的时候，就会选择不准硬件更新，甚至让硬件退版本。

那些发展的地方、冲破桎梏的地方，不是朝廷不想管，而是朝廷无力管。

这种事，别人或许还要问问煮盐的灶户为什么这么苦？

刘钰是不用问的。

作为一个在松江府推广废弃漕米实物、改收白银税的人，他很清楚每年收米的时候什么样。

米下来之后，商人就会压价，压到一个极低的价格。

缺钱用的时候，就会放贷，贷出一个极高的利息。

这些煮盐的灶户也是一样，被盐商所控制，压低盐价；需要资本买柴的时候，就放出高利息的贷款。理论上，朝廷有规定价，但凡是一旦只是理论上，那就等于不存在。

本来明初的设计，是官方提供资本、铁锅、柴禾等，煮出来盐，按照官方价格定价收购。

但朝廷没钱，所以发纸钞，发没有准备金、且税收都不收的纸钞。

一整套朝廷全面管控的官山海手段，明也好、顺也罢，都是玩不转的。

小生产者的逻辑从不是反对各种剥削，只是反对自己不是剥削者，这是小农心态注定的事。

即便现在大顺来改革，也很难改成全面的朝廷控制，把这些小生产者盐户，弄成官方盐场的雇工。

朝廷既要百姓能吃上盐，也要保证能从盐里收到税，这也就造就了几乎无解的局面。

除非大顺的基层控制力达到一个惊人的高度。

但刘钰身处黄河岸边，想着一河之隔的对面正在修的那条后世同等技术条件、同等铁器工具下，一个地级市的动员和控制能力，与这个倾全国之力的动员和控制能力的惨烈对比，就明白这不过是妄想。

要推动晒盐法改革的难题，从不是生产技术上的，而是缉私技术上的、是基层管理能力上的难题。

换一种适当松一些的、符合现在大顺控制能力的手段，允许资本入场呢？

靠资本充足，把这些小盐户都挤垮，让他们成为赤贫的无产者，为新时代的降生提前孕育呢？

略微在菀渎盐场做了一番考察后，刘钰给皇帝写了关于盐政改革的第二封奏折。

一共两个问题。

为什么两淮盐会出现“川盐入楚、粤盐入湘”的走私情况？湖北和湖南，可都是两淮的“销售区”。

因为川盐用天然气煮盐，根本不用烧柴禾。

而广东福建，则因为前朝管辖的少，早早普及了晒盐法。

使得两淮地区的盐的成本，是远远高于这两个地方的。

烧柴，也得花钱。

甚至于，烧柴的钱，几乎是占了煮盐三分之二的成本。

柴禾不是到处都有的，为了煮盐，又许多很多的土地专门种树，用种植的树木，保证煮盐的燃料问题。这又变相增加了淮北地区的土地矛盾。

而不管是四川的天然气煮盐，还是福建广东的日光晒盐，燃料成本是省了的。

所以，想要根绝川盐入楚、粤盐入湘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最好是让两淮采取晒盐法。

否则，都是些治标不治本的手段，越查私盐越多。

这是成本问题，用来解决两淮盐的盐税在湖北、湖南被走私盐夺走的问题。

另一个，就是刘钰提出类似于松江海商集团那样的方式，以大公司的形式，方便政府监管控制，采取晒盐法。

两淮地区晒盐法，有一个技术问题，那就是因为黄河入海的缘故，使得这里的海水比别处“淡”。

比别处淡，想要晒盐就不容易。但实际上，也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那就是淋卤。

既然没有技术问题，这种大公司投资、挤垮那些小盐户，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些大公司，可以采用一些新技术。

苏北地区本来就有用风车提盐水的手段，但是随着后来一步步往小农退，连煮盐也往小农退，宋时就有的苏北风车已经基本见不到了。

现在大顺已经可以做出蒸汽机了，不敢也不能往纺织业上用，那完全可以用在这些对传统小农经济冲击不大的地方。

为什么这些盐场可以采取这样的办法？

因为每年都有大量的煮盐的人逃亡，朝廷每年都要花钱招募，给一些股本，让他们来干。

但往往，干不几年，就被盐商盘剥的吊毛没有了。除了逃亡，还能怎么办呢？

这和传统土地小农不同，传统土地小农，朝廷这边担心影响他们的生计。

但对煮盐来说，则是要面对不断有人跑路的情况。

这几年其实更加严重，伴随着下南洋在黄淮地区展开，而劝君莫要下南洋的感叹还没有流传开，大量的盐户是偷着往南洋跑的。

这种情况下，也就不需要考虑会不会影响“小民”生计。

反倒是可以用最简单直接的手段，上演一幕“大工场挤垮了个人手工业、使得他们沦为赤贫的无产者”的过程。

恰好，能够极大提升生产效率的蒸汽机等，又不是私人小户能够买得起、用得起的。

同时，作为大公司，可以多生产一些存量，只要朝廷监管到位。

相对分散的小户来说，大公司，如同松江府的那些垄断集团一样，其实更容易被监管。

朝廷定出的卖盐价，理论上是有利润的。只是那些小盐户一方面要靠薪柴煮盐增加成本、一方面又饱受盐商“收盐压价、买柴涨价”的盘剥，是以难以赚钱。

所以，如果能够实行改革，既可以保证承办的公司有利可图，又可以压低两淮盐的价格，从而驱赶川盐入楚、粤盐入湘的问题。

同时，既然朝廷要改革，要从盐引盐纲法，改革成盐票法。

那么，按票纳税，也可以达成盐业生产后朝廷的目标：收税。

大公司是可以压低成本的，而晒盐又是需要场地的，所以私盐只能选择继续煮，比较隐秘嘛，这又是必然无法竞争过采取了新技术的大公司的。

要么破产，去南洋种植园。

要么破产，去盐场当雇工。

要么破产，去要饭。

没有第四条路可走。

朝廷要做的，就两件事：检查盐的质量、按照盐的数量收税。

除了这些和盐业直接有关的因素外，刘钰还说了其余一个和盐业似乎关系不大的好处，或者说是规划。

切入点玻璃生产，而之所以由此切入，因为这几年玻璃生产也是朝廷的重要税源了。

玻璃生产考虑要先考虑市场问题，苏南地区经济发达，玻璃的销量年年提升。玻璃这玩意儿运输起来，比瓷器还麻烦，经不起海上的风波巨浪。

所以，最好是在苏南地区直接投产一些玻璃生产厂。

朝廷是支持玻璃产业发展的，因为每块玻璃出厂之前，就会缴税。

而且，朝廷控制着处在北边的、科学院承办的新式的制碱厂。

从源头上控制了玻璃产业的上游原料，这就使得玻璃业虽然是商人经营的，但却没有逃税的空间——多少碱，对应多少玻璃，这和盐业之前根据柴禾数量来推断是否有私盐，是一样的道理。

玻璃制造，又需要大量的煤，或者烧柴也行。

苏南地区的柴价很贵，人口众多，那里又没有大煤矿，城市化率相对别处又高，柴价自然贵。

除了玻璃制造业，苏南地区的一些新兴产业，也都开始使用蒸汽机。比如锯木、造船等等。

如果能够让淮北晒盐也采用蒸汽机提卤，那么构建一个以连云港为中心的煤业港口的条件就已经成熟了。

淮北地区是有煤的，尤其是距离连云港不是太远的徐州地区、枣庄地区，都是有煤的。

那里的煤，又恰恰可以使用到蒸汽机——因为黄河改道的缘故，使得宋之前的一些煤矿，都大量积水。而这些粗笨的蒸汽机，做提水用，又恰恰非常适合在那里采煤。

只要有利可图，那么刘钰可以牵头，利用原本的河道，再配合上马拉的生铁铁轨，铁运水运结合的方式，将煤炭运送到海州。

一部分供淮北晒盐使用。

一部分则乘船去苏南地区，既可以缓解苏南地区“薪柴日贵”的窘境，也可以促进苏南地区的产业发展。

因为此时黄河还没有制造广泛的苏鲁黄泛区，实际上这个看起来挺大的工程，其实并不大。

海州往西，因为黄泛区此时还未出现，是以蔷薇河是可以通船的。

同时，还有一个后世已经干涸、但此时存在的青伊湖。

到青伊湖往西，还有个此时很大的骆马湖，因为黄河水的存在，使得骆马湖一段的大运河水量可以通航。

实质上，要修的，只是一段从骆马湖到青伊湖的路，大约80里，没几个钱，资本完全修的起，而且有得赚。

因为这条路不止运煤，还要运盐，运其余商品。算算现在苏南的薪柴价和大顺的航海术水平，海运煤依旧有得赚。

刘钰最后又站在朝廷的角度，分析了一下这样规划“对朝廷、对天子”的好处：

在运河被废弃之后，保持南北之间纽带联系的，只剩下了海军。

这样的纽带联系，是不够坚实的。

最好的办法，是加强南北之间的经济联系，即：南离不开北、北离不开南。

如此，才能解决运河被废弃之后，南北之间的隔阂和分离问题。

朝廷日后想要控制苏南，实际上只需要出京畿、过济南、到徐州即可。控制了那里的煤，也就控制了苏南日益发展的产业。

如此，江山社稷方可稳固。

刘钰的每一次改革计划，都必要让皇帝看到：这样对加强皇权、加强皇帝对天下的控制有什么好处。虽然里面都埋着坑，可刘钰估计皇帝是根本看不出来的。

至于别的……听皇帝和士大夫说说什么天下苍生罢了，可别真信，不管哪个皇帝，只要他坐稳了位子。

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朝廷真的为了天下苍生、天下百姓，晒盐法早特么在两淮地区推广了，还轮得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