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钰琢磨着怎么搞钓鱼，来办一场类似于前朝“空印案”的震惊全国的大案。

京城里，皇帝的面前也挂着巨幅的黄淮流域图。

只是，皇帝手里捧着在看的东西，却似乎和淮河、运河等问题无关。他在看刘钰的一篇关于贸易的奏疏。

《英夷茶税论》

只是皇帝每看一阵，就停下来，目光扫向挂着的黄淮地图，眼睛往海州、扬州等地方瞟。

那是大顺的两大盐场。

一个在黄河以北，一个在黄河以南。

奏疏上，刘钰介绍了一下英国茶税导致走私茶泛滥、走私犯又导致合法茶滞销，合法茶滞销又促进走私茶泛滥等等事情。

这些事，皇帝和大顺的任何一个大臣都能看懂，因为大顺也面临一个类似的东西。

盐。

道理都是这么个道理——税高，私货多，私货多，官货卖不动，官货卖不动，私货更多……和茶一样。

这一次废漕改海，清理淮河，漕米南移，都是些大规模的改革，而且也基本都集中在江苏，这里是这几大改革影响最大的地方。

看似好像和盐没有啥关系。

实则关系巨大。

因为废漕改海，意味着盐的运输线路也要改变了。

之前往南北运盐，都是要等漕米船经过运河之后再运，走的也是运河。

为了方便检查、缉私、防止夹带等等，也要专门设置检查的地方，硬性规定线路，影响规定必须要打捆集中运输方便查验。

现在要废漕改海，不只是百万漕工的问题，还有盐转运问题。

盐要改变转运模式，运河走不了了……今年还能走、明年还能走，但只要废掉漕运，就凭黄河携带的泥沙，最多三五年，运河就彻底淤死了。

运输，不是问题。

从来都不是问题，包括漕米。

运输之外的问题，才是问题。

比如漕米，要考虑没有海军情况下的海盗风险、考虑西洋人直接突袭长江口截断漕米直接南北分裂的可能。反倒是运输的安全性，是最低的优先级考虑。

盐也一样。

运输不是问题，运河就算没了，运输也不是问题。

问题是在现有政策下，与运输配套的缉私、检查机构，才是大问题。

大顺朝廷里都是些顶尖人才，科举那可真是千军万马杀出来的。能考科举当状元的，你让他们自小学算数几何物理化学，也基本都是一把好手。

主要是学的那些玩意儿不行。

但真正为官的时候，学的那些玩意儿基本用不上，还是要靠实践积累。他们是聪明人，自然想过许多种改革措施，尤其是盐政的改革。

但之前都不能用，不敢用。

因为朝廷的首要选择，是稳定。

比如大顺的废漕改海，刘钰当初打定的主意，就是等着黄河决口，淤死运河，不得不走海路。只不过皇帝看到大顺下南洋之后，看到海军已经有保证之后，主动尝试了改革而已。

这属于意外的果决，在刘钰计划之外的意外之喜，本以为要等黄河决口呢。

现如今，盐暂时还没出大问题。

皇帝却在看刘钰的英夷茶税论，眼睛不断往地图上海州、扬州的方向瞟……

似乎，有那么点“一个羊是赶、俩羊也是放”的意思，反正废漕改海之后也要改动，不如一块都改了得了。

但究其本质，却不是这个原因。

盐税。

对前朝大明、大顺的重要性，排在首位的，不只是盐税本身。

而是作为一种“紧急财政”，这才是盐问题这么重要的根本因素。

大明和大顺不能搞国债的原因，刘钰已经和皇帝说过无数次了，皇帝当然也羡慕英国的国债制度，但听了刘钰讲明白简单的利息问题后，就知道纯粹扯淡，只能羡慕。

大顺的税收延续明制，穷的叮当响，一年收那几个子儿，一旦打仗、大灾，顷刻间国库见底。

这时候怎么办？

盐商作为“紧急财政”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

盐商“捐献报效”，就是大顺的“国债”。

扬州，就是大顺的“SquareMile”。

盐引，就是大顺的“紧急国债”。

这是比平稳税收更重要的东西。

英国政府为什么能让东印度公司买紧急国债？因为垄断权，奥王继承之战开打前的600万两白银的紧急国债，是用二十年垄断权换的。

大顺为什么能让盐商“捐献报效”？因为垄断权，皇帝去江南转了一圈要修淮河，三百万两白银的报效，就是用盐政垄断换的——想干？捐钱。不捐钱？滚。

而且，大顺在盐政问题上一直维系这种政策，还有个重大的历史因素。

理论上，朝廷缺钱了，也可以加税。

但大顺有明末PTSD，所以对理论上百姓负担不至于完全承受不起的“辽饷”、“练饷”、“剿饷”可谓是“记忆犹新”。

太明白这种加税，一旦弄下去会变成什么样了。

英国可以收窗户税，大顺要是收窗户税能直接收出来一波大起义，上面收200万两，下面敢收出来2000万两。

所以，这种理论上的事，大顺不敢用。

既如此，加税不行、国债不能，那就只能保持盐政不变。

然而，伴随着松江府的商业崛起，皇帝的养猪政策，以及巨额的海外贸易，让皇帝看到了一个新的、可替代的“紧急财政”来源。

这里面，就有一个“盐政改革”一直没有实行的重要因素：

大臣们提出的盐政改革方案，所有方案，都能保证一件事：盐税不会比之前少。

但所有方案，都没解决一个问题：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改盐引为盐票，不再垄断，那么紧急财政需求谁来出？

看似盐商每年报效的也不是很多，平均下来，一年一二百万？

但关键就在于这个“紧急”、“平均”的区别。

今年无灾、不打仗，也用不着盐商报效，财政基本不缺钱。

一旦今年大灾，打仗，才需要报效捐献。

崇祯十三年的500万两白银，及得上每年多收50万收275年。

大臣们给出的方案都很好，也完美论证了各种好处，唯独就没说紧急财政的情况。

现在，刘钰把这个问题给悄么声地解决了。

海军一兴，解决了漕运的根本问题，海运难度从来不是问题，蒙元就能玩明白的东西；海上袭击风险和被切断南北联系导致财政崩盘中央集权崩溃，才是大问题。

外贸一兴，解决了盐政的根本问题，盐税从来不是问题，所有改革没有说废除盐税的，都在保证盐税不会少；紧急财政需求下的筹款，才是大问题。

外贸海商“当猪”圈在松江府。

他们可未必比盐商“穷”。

除了松江府猪圈里的猪外，还有前一阵齐国公从荷兰带回来的700万两白银。

大顺……借的起国债了！

刘钰明确告诉皇帝，这借来的钱，根本不用还本金。只要每年支付利息就行，只要那是支付利息，下回都能降到5%的利息。

应该说，至少三十年甚至五十年之内，欧洲的贷款利息，也就基本保持在5%上下的水平了。

这也得感谢20年的那场波及整个西欧、连续爆炸了两个泡沫经济危机。

虽然说，像郁金香泡沫一样，经济上的泡沫和炒作没啥太久的记性，但这时候“井绳”个三五十年还是不成问题的。

因着这两场泡沫爆炸带来的影响，应该说，三五十年之内，还没有能如同后世泡沫那样的投资，能够吸引和容纳足够的资本。

大顺这边只要能保证5%到7%的年息，贷款是绝无问题的。

而且凭借大顺的体量这么大，借国债最怕的打败仗还不起钱，只要体量够大，只要还是那个欧洲所认为的“超越了理想国、乌托邦、大洋城”的完美的、道德哲人王所统治的国度，借钱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再者，大顺不但借的起国债了，而且刘钰还在松江府搞了银行，或者叫“钱庄”，将外贸白银强制性地储存起来。虽然保证1:1的发行，随时可以兑换。

但是，这玩意儿，平时用不着，一旦需要的时候，真到需要“问亲戚国丈大臣借几百万两不然要亡国”的时候，管他呢？

直接先把白银挪用，只要松江府那两万驻军还在，难不成号称“固若金汤”的银行金库真的就固若金汤？

除了上诉这些因素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大顺实行的深入加强版的一条鞭法改革。

虽然一条鞭暂时还只是在苏南地区实行，但在别的地方，作为前序的人头税改革也已经拉开了帷幕。

几乎算是说，一夜之间，大顺蹦出来了许多人口。

很多根本不是生出来的，而是之前人头税存在的缘故，用各种手段隐匿了。

这也导致大顺的人口统计数据迅速更新，而人口统计数据，又是和盐引数量息息相关的。

盐，不是地瓜、土豆、小麦、大米。只统计小麦大米产量，要考虑吃地瓜吃土豆的人。

卖大米不会认为人口激增就增加，很多人可能根本吃不起大米，吃点地瓜啥的混着活下来就是了。

可盐不一样。

吃地瓜、吃大米、甚至吃山珍海味的勋贵皇帝，都得吃盐。

氯化钠面前，人人平等。

人口一多，这盐引的数额也得变。

再配上本身废漕改海导致的巡查缉私的路线都要变动。

虽说一个羊是赶两个羊也是放，只是盐政改革的次要促成原因，但这两个次要原因凑在一起，也正好推进了这一次皇帝对盐政改革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