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日。上海。小雪。】

很高兴公使先生说服了公司在中国商馆的大部分蠢货。我们至少不用担心触怒天朝皇帝而被驱逐了。

对这个东方帝国不了解的人，根本不明白一群“夷狄”绕开官员和监视的军队，直接拦皇帝的御驾意味着什么。这不是故事里仿佛一个骑士庄园大小的中国——可悲的是，欧洲大部分对中国的臆想，是以骑士庄园那么大为想象的，皇帝动辄走遍他的领土体察民情。

公使先生认同我对茶叶税问题的看法，但印度问题我并没有和公使先生商量。

他询问了我关于荷兰与中国和解一事的看法，我的回答非常干脆：立刻放下仇恨和怨气，选择与中国合作，是荷兰从我们共同的威廉殿下去世到现在为止，所做的最为正确的一个决定。

公使先生担心中国方面会不会如法炮制VOC解散事件，并且担心将来用同样的手段来对付我们的东印度公司。

我不得不向他讲述了两个中国故事，一个叫刻舟求剑、另一个叫守株待兔。

或许，中国方面也会有人犯这样的错误，但至少那位公爵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我告诉他，荷兰的选择对荷兰来说是绝对正确的，恰恰是因为没有我国东印度公司所要面临的困境——荷兰不会有棉布禁止法案。

分散的行会力量，不足以撼动阿姆斯特丹那些金融家、投机商、贸易商人的存在。

我们则不同。

我没有直白地解释我们的不同，因为公使大人也是有爵位的贵族，有自己的土地。

我不好说的太清楚，羊毛和呢绒贸易，支撑了英格兰的土地地租。而谁敢动英格兰的土地地租，谁就会被贵族们反对。我们东印度公司面临的困境，实际上是工业资本的作坊主和土地贵族们一起来压制我们，我们很难胜利。

这或许会触动公使大人的敏感的尊严——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为祖国、为荣誉、为贵族的荣耀、为忠诚、为情怀而工作和从政，坚决不肯承认他们是为了地租而奋斗。

实际上，伦敦街头悄悄流传的小报、社论，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沃波尔政府主导的间接税改革，之所以遭到前所未有的反对，根本原因是因为英国的大部分土地的经营模式，是依靠农业雇工来完成的。

首相试图讨好土地贵族，降低农业税、提升间接税。但实际上，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没有深入了解英国的土地经营模式。

他犯了和我们在中国外交与贸易上一样的错误，自以为是。

间接税酒类等消费税的提升，意味着农业雇工成本的提升。

在大量土地采取农业雇工制的时候，提升间接税消费税，等同于提升雇工成本。这是中国故事里的朝三暮四、朝四暮三。

反对沃波尔的许多人，只是因为波沃尔的改革增加了他们的雇工成本，使得土地收益降低。但他们决绝承认这一点，并用各种各样的理由——但不会提及他们的利益受损——来反对这一项政策。

这和中国的士大夫们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对改革的反对，从来不会承认是因为改革触动了他们的利益，而是用各式各样的圣贤先王的借口。或许，唯一诚实的，是宋朝的一位士大夫大臣，但从那之后再也没有人承认了。

公使先生无疑也是这样的人，我还是不要揭开这一切比较好。

但我还是尽可能说清楚了英国与荷兰的区别，已经大顺帝国为什么不可能用对付VOC的方式来对付我们。

血腥公爵搞垮了VOC，荷兰人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中国递出的橄榄枝。

而如果血腥公爵搞垮了我们BEIC，我们议会的选择，将是彻底断绝对华贸易和对印贸易，并且伦敦将上演一场烟火表演，庆祝此事。

我们那些可爱的、与羊毛呢绒价格决定地租高低的贵族们；那些慵懒的、不知进取的、只知道依靠关税保护来保护他们利益的纺织业工厂主，充斥着两院。

他们在我们的人失去了公司的支持后，会立刻出台更加严格的进口管制法令，切断与东方的一切贸易。

对那些地租贵族、纺织从业者来说，东方贸易给他们带来的，只有地租下降、呢绒销售困难。

他们每个人都清楚，我们现在无法往中国销售除白银之外的任何商品。不只是中国，实际上我们连日本都难以售出什么。

血腥公爵可以在欧洲到处兜售他那可笑的自由贸易理论，但除了荷兰没有人会搭理他的。甚至他最亲密的欧洲盟友法国……或许，不应该用甚至，而应该用尤其！尤其是他最亲密的欧洲盟友法国。

血腥公爵没有就鸦片问题对我们进行深究，而是恐吓我们，一部分原因，或许也是因为他不愿意放弃英国和北美市场。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对鸦片有种特别的痛恨，从他随意勾诀了三百多人的死刑就能看出。

公使先生并不能轻松地理解这一切，是因为他没有看太多这几年中国这边流行的、一些关于贸易、商业问题的小册子。我在松江府看了很多，不得不承认，他让我学会了用另一种视角来看待世界。

这些小册子是很容易说服别人的，至少公使先生就很容易被我说服，认可了我的想法。即，公司不会重蹈VOC的覆辙，中国人也不会用对付VOC的方法来对付我们。

此外，我们在此前战争期间每年700万英镑、2100万两白银的军费，也让中国人不会生出任何试图以武力解决的想法。

在这一点上，我可以自豪地说，我国虽然只有中国百分之五的人口，却有比中国更高的军费。

而且我们只有60000人的陆军，他们庞大的陆军，以及内陆边防的需求，使得他们无力维系庞大的、庞大到跨越大洋能够战胜我们的海军。

我们可以收到17%的土地税，而他们还在为3%到5%的土地税能否收齐而发愁。

我坚信我的判断，大顺帝国要整合他们的内部，进行变革，而无力继续扩张。对一个如此庞大的帝国来说，如果能像我们英国一样，收到17%的土地税，这将比任何贸易都赚钱。

不管是他们现在正在讨论的淮河治理工程、移民计划，还是这一次大张旗鼓地威慑日本、恢复琉球王位等，都是在试图消化他们已经得到的一切，试图重整他们的天朝体系。

相对而言，安南、朝鲜、缅甸、暹罗……这些国家，更应该感到担忧。我可以预感到，在这一次册封日本之后，他们的舰队还将前往这些国家，以便让他们近距离地观察一下大皇帝陛下的“冕旒”有多么粗大。

事实上，这种趋势已经很明显了。

或许是对军功的渴望、或许是看到血腥公爵因军功封爵的羡慕，已经有很多人借着琉球问题，残忍地掀开了一些他们之前一直假装不知道的事实——不管是越南，还是暹罗，还是缅甸，他们的国书或是被知道真相的人润色的过的、或者如同日本之前一样自己试图搞朝贡体系并把每一次长崎贸易来船记载为唐人来贡。

这些东西一旦被揭开，就不可能假装不知道。而之所以被揭开，是因为新兴的军事贵族们，渴望军功，封侯拜相。

血腥公爵打开了东亚和东南亚的潘多拉魔盒。

既然兴国公可以因为军功封公爵，我们为什么不行？

国恒以弱灭，而汉独以强亡，当许多年后他们回顾这一切的时候，会如同血腥公爵自己说的那样：历史的唯一教训，就是人们不会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

【1月28日。上海。阴。】

给公司董事会的建议和分析，我已经基本写完了。但我在斟酌，一些话是否适合公开？

股东大会推选董事会，这种事，那些写小报、匿名社论、讽刺小册子的人会如同苍蝇一般飞来。

有些话是可以公开的。有些话是不能公开的。

但这些话，必须让董事长知道。

可我怎么确定，谁会被推选为董事长呢？

董事长和董事会的政策，直接决定了公司转型的成败。以及公司愿意为此付出多大的努力。

以及，能募集多少资金。

南海公司能够募集巨额的资金，因为我们的乔治国王，担任董事长。

大顺的西洋贸易公司可以募集巨额资金，因为皇帝的宠臣，担任监管委员会总监。

托利党人南海公司的失败，拖累了我们。

如果我不把大量的计划、野心说出来，我们就没有足够的资金。

国内因为南海泡沫的影响，对这种投资持慎重态度——这也是公司现在暮气沉沉的原因，公司的股东们，虽然逐利，却趋向于更稳妥的方案。

而更稳妥的方案，就意味着我们不敢轻易地脱离对华贸易利润的依赖。

这种舒适的常态，使得我们丧失了进取精神。

相反，法国人在印度要更加强势……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而把大量的计划、野心公开出来，这又会引起我们敌人的警觉。

在野心和计划之外，我们还要面临一个问题。

托利党、辉格党、国王殿下、威尔士亲王殿下、小爱国者、乡村理想建设派，我们该站在哪一边？

公司的游说，公司培养的议会席位，应该为公司争取一个更好的未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无头苍蝇一般，只在乎与公司有关的议题。

我们需要政治上的盟友，而不是只靠金钱的游说。

因为公司如果转型成功，意味着公司在印度的政策，将面临巨大的分歧：以公司盈利为主？还是以他们所谓的国家的整体利益为主？

这是棉布禁止、还是允许这个议题的变种，只不过不再是棉布了而已。当公司不再依靠棉布贸易赚钱、而是依靠土地税赚钱的时候，新的问题也必然来临，他们会像棉布问题一样，打着为了国家整体利益的旗号，迫使我们不能以最大化盈利为政策。

对公司而言，任何形式的监管都要避免。每一次对人类的自由的侵犯都以“必要”为借口，这是奴隶的纲领。我们只对股东的利润负责，没有义务去考虑所谓国家利益的必要性。

在国家授予了我们垄断权、并且保证我们的垄断权之外。国家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对公司的政策进行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