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人的毒计，就像是德川吉宗离间刘钰一样，恶心到极点的一种公开的投毒。

即便当时没人信，或如德川吉宗的信当时肯定无法离间，然而将来呢？

一旦出了意外或类似的事件，必会有人把这些话翻出来。

史世用就算是有心帮刘钰，可这件事又不是私下里说的，而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直接谈的。

他若不说，皇帝那边也交代不过去。

况且，瓦尔克尼尔说的也不完全是假话，这种说真话的投毒，最是恶心。

东印度公司从开普敦到日本，拥有广袤的市场，才不过几万华人的劳动力，这么大的市场就无法容纳，竟能搞出“相对过剩”这种情况。

大顺如果要兴办手工业，这得需要多大的一个市场规模？

更诡异的是大顺拥有此时世界最多的人口，从明朝开始几乎全世界半数以上的白银流入，但整个大顺的消费能力差到出奇。加上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内部市场几乎是半死的。

巴达维亚的事，或许终究会给刚刚起步的大顺手工业工厂，蒙上了一层阴影。

也需，会让皇帝看到了这些新事物美好背后的可怕。

月后，史世用回到了京城。

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将在巴达维亚的事如实汇报，自然也包括了瓦尔克尼尔最后说的那番话。

即便他不说，也自会有别人说。

这番话之外的事，皇帝并不是太在意。一切都是按照枢密院那边定下的战略，完全捏住了荷兰人的命脉，就像是乐府指挥雅乐一样顺从着朝廷的节奏。

最后的这番话，史世用也看不出皇帝的态度，只是觉得皇帝好像很在意，不但听史世用复述，还将瓦尔克尼尔说的那些东西的一问，仔细看了看。

实际上……大顺已经在几年前发生过类似的事了。

6年前，苏州府长洲县，爆发过一次轰轰烈烈的织工罢工事件。

这本来是一个县的小事。

但这种事，从县令到州牧，全都是第一次遇到，一下子懵圈了，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处理农民起义，他们有经验；处理要求永佃的请愿，他们也有经验；处理商人罢市，他们还有经验。

唯独就是织工罢工，这件事他们是真没经验。

之前没发生过，怎么处理？

而且织工选择罢工的时间，正是各外国公司前来订货的时候，于是只好层层上报，直接报到了紫禁城里。

整个事其实很简单，当时刘钰还在威海练兵，这事他根本没机会参与朝会讨论。但以他的常识，连脑子都不用，用腚都知道大概是怎么回事。不是要求改善待遇，就是要求增加工资，工人的诉求无非这几样。

之所以闹到了紫禁城里，也因为当时一个叫何君衡的机户，也就是有织机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请求朝廷“勒石永禁叫歇之事”。

何君衡是有朴素的阶级意识的，明显感觉到日后这种“齐行叫歇”，也就是全行业大罢工的事，在苏州、松江等地会越来越多。

但朝廷从未有过法令指导这种事该怎么处理，所以最好就是以此事为判例，立碑、勒石，日后作为指导性的判例。

作为机户，他不希望再发生类似的事件，更不希望一发生这样的事，平日里交好的县令大人不知所措。

全行业的叫歇，县令也不敢轻易动手，怕闹出大事件。

朝廷最后出面，派人在苏州府立了碑文。

碑文可想而知，大体就是两部分。

第一部分，这次叫歇罢工的缘由，一定是织工里面有坏人，心怀鬼胎，用心险恶。

但是，大部分人是好的，是被蒙蔽的、不明真相的。

所以，第一部分说：【某不法之徒，不谙工作，为主家所弃，遂怀妒忌之心，倡为帮行名色，挟众叫歇，勒加银，使机户停职，机匠废业……】

第二部分，肯定是怎么解决。

但这个时代不是19世纪的美国矿场铁路，机械时代随便抓几个人就能干，敢闹事的直接让公司枪手打死完事。

这时候是手工业工厂，织工是需要技术的。

这不是后世的蒸汽机纺织厂，抓个包身工就能操作机器。能织绸布的，这时候克也算是技术工种了，所以还不能杀。

只好妥协了一下，从原来的按天算工资，改为了计件工资；每年的六月初一、七月初一和八月十五，机户得多给机工一钱银子，作为福利。

从按天算到计件工资、再到给酒钱福利，整体上也算是增加了工资，这件事也就这么解决了。

最后，朝廷、何君衡等资本家、织工代表等几方人，一起在苏州府立了碑文。

其碑曰：

嗣后如有不法棍徒，胆敢挟众叫歇，希图从中索诈者，许地邻机户人等，即时扭禀地方审明。应比照【把持行市律】究处，再枷号一个月示儆。

这个碑文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这个【把持行市律】究处。

因为，之前没有爆发过类似的齐行叫歇的事件，哪怕是县令大老爷断案向着何君衡，耐不住整个苏州府的织工都罢工了，县令怕闹出大事，也是头疼。

按照啥法律判？

翻了《大顺律》翻了半天，也没找到类似的情况，更没说该怎么处置齐行叫歇事件。

但立了碑文之后，也就有法可依了。

顺承明制，《大明律》之《户律·市厘·把持行市》罪，大顺基本也就是照抄过来了。

《户律·市厘·把持行市》律，在《大顺律》里排在第149条，下辖15个小款。

包括牙行、对外通商垄断、朝鲜琉球朝贡贸易反欺诈、漕运中途勒索、府兵盗卖半官方的马匹、汉苗交界处贸易准则、衙门和官方买卖等等。

全，基本是挺全的。就是有些跟不上时代了。

比如现在松江的贸易公司的买卖制度、比如虾夷的买扑承包，就完全套不进去，只能特事特办。

依《大明律》之条款，“把持行市罪”基本有三种处置方式。

杖八十。

这个不给钱贿赂，正规执行的话，必死。

鞭笞四十。

这个当时死不了，但基本上也差不多。

大面积的背部鞭痕，缺乏处理，很快就会葡萄球菌感染，最后“发疽而死”。

最后就是“如盗窃论”。

至于之后断案怎么断，也就很清楚了。

如盗窃罪的前提，是在贸易交易中用非法手段拿到了利益、并且拿到手里了、退赃也不管用，一律按照盗窃罪处理。

那么，如果日后织工在齐行叫歇，并且取得了胜利，争取了涨工资等利益，全都按照“把持行市”律之“如盗窃论”的盗窃罪处理。

依《大顺律》之规定，盗窃未遂者，鞭笞四十。

但如果已经罢工成功，增加了工资，那就不算盗窃未遂。

钱都拿到手了，工资都涨了，肯定是已遂啊。

而同时，古代中国的律法对盗窃罪罪额的规定，是比如十个人合伙，偷了100钱，每个人不是按平均10钱的罪去定罪，而是按照每人都偷了100钱的罪去定罪。

所以，一旦叫歇成功，每个人涨了一钱银子，那么全行业1000人，就算100两的大盗窃罪。

“依罪，盗银百两，流三千里戍边、免刺字、杖四十”。

基本上，这件事勒石之后，齐行叫歇的成本就大规模增加了。谁也不想最后流刑三千里。

这件事既算是所谓萌芽的一个证据，也算是朝廷根本不懂啥叫新时代的一个证据，甚至都没有专门立法。

旧的《大顺律》修修补补继续用，而修修补补的《大顺律》里关于“把持行市”的律法，抄的是《大明律》。

《大明律》中，关于把持行市的法律，抄的是《唐律疏议》。

基本上算是千年前的棍子打现在的人，一杆子抡到西域还是万里佛国的时候了。

如今史世用又把巴达维亚那边的话一传，皇帝自然想到了几年前织工叫歇的事。

不得不把刘钰、刑政府尚书、户政府尚书等几个人全都召见到身边。

李淦并没有单独召见刘钰询问这件事，也没有上来就问类似的事如果发生在大顺该怎么解决。

待人都来了后，转而询问刑政府尚书，如果巴达维亚的事发生在大顺，该怎么判刑、依何等罪？

刘钰跟睡着了一般在那杵着，皇帝不问，他也不说话。或者，他根本没把这件事当个事。

皇帝问刑政府尚书，刑政府尚书便从专业角度先谈道：“陛下，臣以为，此事之首罪，当在糖厂承包者。”

“若在本朝，瞒报人头、拒缴丁税、数额较大，按例当杖八十，追缴欠额。”

“但此事……若真这么办，臣等考评之时，也定会给当地县令安一个‘考核乙下’的差评，基本上这辈子仕途也就到此为止了。若是这般做，糖厂必要倒闭歇业，雇工闹事，必要大乱，这是只知律法而不知变通，实难堪大任。”

“但此事，若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早晚还是要出事的。”

“所以当地县令多半觉得，只要不在我任上出事就好，自己也不捅破这层窗户纸，留给后来的人去解决，只要别在我手里出事就好。”

“最后越压越多，将来爆出来的事也就越大，早晚会有倒霉的，可别是我就行。”

“不过，本朝既已免了丁税，此事倒也不用考虑。但商人求利，毫无道德，多半还是会压榨。压榨过狠，纵无丁税，雇工依旧闹事。”

“所以，此事……无解。”

“最好的办法，也就是不准开办糖厂等等。此谓之治本之法。”

“亦或者，复《周礼》之旧制，皆收官营，再置官籍工匠，尽归匠籍，专门管辖。”

刑政府尚书回完皇帝的话，又悄悄看了眼刘钰，又补充道：“陛下如何问，臣就如何答。至于做不做，那就不是臣所能建言的。或陛下圣裁、或天佑殿众议。”

皇帝知道刑政府尚书是在做老好人，也不在意，笑着看了看刘钰，道：“鲸侯听完这话，是不是肚子里准备了千句百句准备反驳？朕想想啊，你都准备用什么词。嗯……因噎废食？这四个字，肯定都到嘴边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