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地的动乱没有影响大唐的繁花似锦。

棉花在关中推广开来，成了经济作物。

纺织业即便在后世也是支柱型产业。

衣食住行，衣排在前面不是没有道理的。

百姓手中有了闲钱，自然就想添置一两件体面的衣服。

大家都能花钱又等能赚钱，经济自然就搞活了。

棉衣棉被的出现，稍稍解决了北方的冬天寒冷之苦。

而棉花比大麦水稻的适应性强，干旱半干旱地区都能种植，对土地肥力的需求不高，只要有足够的日照，和极少的水源，就能漫山遍野的疯长。

大唐的田地按照水源多少分为上中下，通常下等田地就可以满足种植棉花的要求。

最适合夏绥、河陇、朔方、西域等地。

一开始只是皇庄种植。

后来河陇百姓跟着种植，接着就慢慢推广开。

由皇庄统一收购，做成棉衣，供给北地戍边的将士们。

一些退役的将士，把破旧的棉衣卖到市面上，瞬间就引起了民间的风潮。

棉花产量逐年升高，给朔方、河陇、夏绥等地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一些商户看出其中利益，开始在中原、山东、河北等地大面积种植。

朝廷不得不颁发法令，上、中田地必须种粮食，才稍稍遏制了这股风潮。

南方倒是影响不大。

一来南方气候温润一些，二来南方桑树、茶树带来的经济效益远超棉花。

治国，其实就是治理经济。

玄宗崩了，归根结底是均田制名存实亡，国家财政到了临界点，为了甩包袱，大肆设立藩镇，让节度使自己搞钱养军。

节度使制度没错，适合当时的形势。

既能维持对周边异族的军事优势，又能减轻大唐的财政压力。

但需要极高的政治手腕驾驭。

玄宗晚年天天跟杨贵妃床上搞音乐，鼓瑟吹箫，朝政上用人不当，国是日非，朝廷压不住地方，自然就玩脱了。

德宗启用杨炎，改革均田制，实行两税法，为大唐续了一百三十年的命。

当然，什么事都讲究一个此一时彼一时。

藩镇适合玄宗朝早期的形势，但不适合现在，一百三十多年的藩镇节度使，已经形成自己的一套标准，逐渐演化为地方割据势力。

其实国家的衰弱和强盛，经济数据是最直观的表现。

国库有没有钱，地方府库有没有钱，每年收上来的财赋，是增长了还是减少了，一目了然。

李晔放开政权，却设立转运司和金银行，牢牢抓住财权，道理便在此。

掌控经济命脉，就掌控了大唐帝国。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无论李晔服不服老，精力一年不如一年是真的。

朝廷、民间都在激烈议论着储君人选。

几个长安的皇子皇孙也在暗中较劲。

自古围绕在皇权身边的斗争不可避免。

新一轮的夺嫡之争眼看着又要拉开序幕。

裴贞一与张清婉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角力，后宫鸡飞狗跳。

朝廷将吏又开始站队。

教训再大，也没有利益大。

站队站好了，立即能平步青云。

张承业、韩偓等老臣忧心忡忡，却因李祎的原因不敢再劝。

只是偶尔的旁敲侧击。

君臣默契这么多年，李晔自然心中有数。

于天兴九年春祭拜天地之后，正式册封昭明国王李祐为太子。

其实这么多年，李晔也在吸取教训。

把太子留在长安，等于把他推到了风口浪尖，各种势力的裹挟，稍有不慎，就铸成大错。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人在朝廷也是一样，有多少利益就会有多大的漩涡，太子是向前走的，身后自然有很多人推着。

而把李祐放在昭明国，一来是让他远离长安风口浪尖，省着天天和自己在长安大眼瞪小眼，迟早瞪出问题，二来是借昭明国练练手，培养自己的班底。

如果能处理好复杂的中亚局面，也就初步具备了君主的潜力。

李祐在昭明国的表现，虽然算不上雄才大略，守成是够了。

李晔这么多年打造的帝国上层建筑，只要李祐不是倒行逆施之辈，大唐帝国就能稳步向前。

更何况李祐在军略上颇有见地。

一个懂兵法的皇帝，不至于太差。

李祐除了大唐帝国的太子，和昭明国王，还有一层身份是黠戛斯女婿。

对漠北具有天然的统治权。

不难想象日后黠戛斯与大唐的关系会更紧密。

草原实在太大了，从辽东到东欧，从漠南到西伯利亚，广袤无垠却处处相连，一个不注意，就会崛起一个部族。

盟友也罢，走狗爪牙也罢，大唐需要通过掌控黠戛斯而掌控草原。

所以没有比李祐更合适的了。

尽管朝堂上的清流们对新进的黠戛斯太子妃大为不满。

但李晔力排众议。

一个黠戛斯太子妃带来的嫁妆，他们是不会想到的。

华夏向来追求文化认同，西方才是种足歧视的策源地。

取黠戛斯公主，总比让大唐公主出去和亲强吧？

朝堂上争论了一番，也就不了了之。

现在不立李祐，其实也没有更合适的人选。

在长安的几位皇子都不够格。

有几个皇孙倒是不错，自幼在尚学进修，年岁稍长便在军中历练。

此番征蒙兀，就有李祤的长子李济，李禔刚满十六岁的长子李涯。

李晔定下制度，宗室子弟只有在尚学毕业，在军中历练三年之后才能封爵。

若不想太辛苦也行，王爵是没有的，可得一个“公子”的虚爵养老。

清流们反对，但民间却津津乐道。

对这个黠戛斯太子妃充满了好奇。

大唐风气一向开放，普天下各族人纷纷涌入长安，民间早已见怪不怪。

立了太子，朝堂上人心渐渐安定。

不少在长安不得志的文人直接跑去河中效力，算是提前下注。

引起了第二次迁徙的高潮。

以往明里暗里从河中往中土跑的世家，这一次看到了巨大的机会，沉下心来，在河中落地生根。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

跟节度使一样，世家大族放在外面就有积极作用。

他们本身就拥有庞大的能量，只不过用错了地方。

虽然比较容易长成蛀虫，但在河中，反而成了华夏文明的坚守者和推行者。

什么事情，只要走出去，格局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