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农不稳，无商不活，在农牧上坚持治本，在商业上安东也是大开方便之门，尤其体现税收以及货物进出的宽松。
自古以来，历代王朝都坚持一个重农抑商的政策，这是一项基本国策，也是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决定的。
同时，于统治阶级而言，过度的商业活动，既会影响从事农桑的劳动力人口，也会增加人口的流动，增加治安的隐患，最重要的是，不利于官府的统治管理。
时至如今，大汉各地官府，在治安管理上遇到的最大麻烦，还是那些走南闯北，时刻处于流动状态的商业人口。
即便朝廷在户籍制度上是坚决强力推行，也是不可能做到无死角监控，至于跨道州甚至跨县镇办案都十分困难。
因此，天下的官员们，虽然知道商业活动的好处以及必要性，但为了政绩，为了安稳，他们仍旧更愿意将治民拘束在土地上，那样既能创造生活资料，也更利于维护社会治安的稳定。而秉持儒本思想的一些官员，对商贾就更是大加鄙弃了。
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在大汉朝廷上下，实则也属于常态，哪怕大汉如今商业活动日趋频繁，商业氛围日渐浓厚，但本质上并没有什么改变，在农与商的问题上，农永远是排在前列的。
而商业的兴旺，也基本局限于京畿、诸道州大城市以及沿海一些州县，而这些地区之外，实则仍旧处于一种相对固化的小农经济状态。
同时，在经商上，仍旧伴随着各种有形无形的压力，像盐、铁、茶、酒、糖等产业，其大部分资源，都是实行国家专卖政策，一盘的商贾根本无法参与其中。
虽然盐、酒早已开禁，但其生产源头，尤其是制盐，仍旧牢牢控制在朝廷手中，甚至更加牢固，即便承担分销的大商人们，也要按照官府的规定，要舔着官府臭脚，才能正常经营而不遇麻烦。
各地的商道确实通常了，层层重重的卡税、关税也被废除了，但取而代之的，是严厉且严格的市税，尤其在大城市内，要是不交足税，连市场都进不去。
像赵匡义在开封实行的人货进出通道分离，如今已经被全国各地的官府给学了去，这也确实极大地减少了商贾逃税、漏税的可能，除非不想把货物售卖了城市中去。
限制的同时，也意味着规范，至少，还从没有一个王朝，对商业从事人员、活动及税收有过如此细致明确的管理，并专门制定了一部《商法》。
当然，赵普等大臣最初制定这份法案的初衷，是为了割商人的韭菜，也缓解财政拮据，却反倒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毕竟，在《商法》的框架下，进行合法商业贸易，从事商业活动，这本身就是一项进步，也是商人们愿意接受的。不愿意遵从商法的，那是奸商，自然需要惩罚，愿意遵从的，自然就是良商了，只要服从管理，照章纳税，就可以安心经营。
事实上，对大汉商业的推动，刘皇帝是有大功的，要不是他时不时地商人说好话，大汉如今的商业氛围，也未必有这么“宽松”。
但即便如此，也无法改变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无法改变大汉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封建农业帝国，在生产力没有取得突破性发展的情况下，大汉的商业也只能局限于此，也难有更多的突破发展，政策的限制始终在那里。
甚至于，就是刘皇帝，如果真因为过度的商业发展，影响到了农桑渔牧，影响到了农业产出，影响到了社会治安，威胁到国家稳定，那他也会毫不犹疑地举起大刀乃至屠刀，狠狠地砍下去，什么都没有帝国的安全与稳定重要。
在这样的情况下，刘煦在安东也采取了一些堪称激进的劝商兴商政策，比如商税的大幅度降低，像商人开放安东的各项资源，包括木材、皮货以及各类动植物资源，就是矿藏，也持对外开放的态度，只是被闻消息的东京给叫停了。
不过，对于金银矿这样的贵金属，还是同意让商贾开采、冶炼，只是要加强监管。而在这方面，也着实吸引了不少人，甚至在安东掀起了一阵淘金热。
一直以来，像矿藏这类资源，都是由国家直接控制的，朝廷在全国各地，也设置了大量的矿监，也开采、冶炼，民间是不允许私自开采的。但这一点，在安东也被打破了一些藩篱。
同时，对于前来安东贸易经商的商贾，安东都督府还同意他们组织护卫队，佩戴武器，武装押送货物。
总的来说，安东对于把队商贾的限制放得很宽，可以说摆足了诚意，很多在大汉其他地方难以实现甚至明令禁止的事情，在安东都可以发生，几年下来，刘煦基本把安东地区打造成为了一个冒险者的天堂。
除了地理位置有些偏远之外，从其他任何方面来说，安东对商贾来说，都是十分友好的。而位置的偏僻，对于常常需要走南闯北的商人来讲，完全是可以克服的，关键是有利可图。
安东都督府的兴商政策，也着实吸引了天南海北的商贾，哪怕是抱着尝试的心态，也有络绎不绝的客商前往闯荡。
甚至于，有大量南方的商贾，闻讯而往，不远千里，奔赴安东。尤其是东南沿海的一些商贾，南方的商业氛围本就浓厚，那些从商者，尤其是海商，更显踊跃，尤其是临海的江浙、福建乃至两广商贾。
随着海上贸易的兴起，以及大汉海运的发达，北上的海路航线，已经十分成熟，通过海路也能节省许多成本。
在过去几年，就已经有大量商贾，到辽东经商了，东北的毛皮货物、人参鹿茸、造船建筑木料等等都是重点经营对象。安东虽然还要更远更偏些，交通也更加不便，但得益于惠商政策，也摊薄了成本，基本只要能成功把东西运出，那就有得赚。
商贾本就自带冒险因子，愿意出海闯荡的，更富有冒险精神，乃至搏命。大量商贾、商队的涌入，也给安东地区注入一股蓬勃的活力，安东都督府也从中得利不少。
农牧，那是统治的根基，安东官府选择的支出，对商，只是促进发展的一种手段，哪怕优惠再多，都督府也是不可能搞赔本生意的。
因此，商税也成为了安东都督府在近几年间最主要的财政收入，而有了这些税收，才使得都督府能够正常推动开发。
如果仅靠朝廷每年下拨的那一百万贯专款，要把安东带上正常的发展轨道，还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即便朝廷能够长期坚持，也会引发闲话，大汉这么大，好地方那么多，何必要花费大代价在如此偏远的安东。
同时，从开宝十五年开始，安东每年都会向朝廷贡献大量的黄金、生铁，有了这些，朝中的异声才被压制下去了。
像金银这样的贵金属，哪怕向民间开放了，挖掘出来也是带不走的，必须得向安东官府折价兑换成铜钱或银锭，夹带藏私出境的，一旦被发现，会遭到严惩，那就不只是破财免灾的问题了。
在安东的开发上，刘煦以极大的决心，抵挡住了巨大压力，锐意进取。不得不说，哪怕取得了一些成绩，引起的争议却更大。
按照朝中一些官僚的说法，安东的做法，完全是在破坏朝廷的法度，败坏朝廷的纲纪，标新立异，激进鲁莽，与大汉的治国理念相悖，属于异端，该当被取缔有太多人对刘煦在安东的“大动作”，持反对乃至批判的态度了。
也就是刘皇帝没默许，太子刘旸不表态，宰相赵普也沉默，舆论压力才没有转变为实质的政治举措，即便如此，刘煦哪怕身在安东，也是有所体会的。
大概是为了表明决心，刘煦甚至把在两京的秦王府产业全部变卖，所有仆佣内侍，全部带到安东，投入到当地的发展中去，以实际行动，表明他开发安东的坚定意志。
在两京，也只是留下了两座王府，以及零星的维护人员。这样的举动，这样的态度，也着实坚定了不少追随执行“安东政策”的官员信心，也给商旅、移民带去了信心。